一心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开创未来，开创一个自己能掌控的未来。她的愤怒变成了冷冰冰的态度，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寒了世界上最爱她的人的心。

    “我早上来看你们，”她说着站起来，“船九点开。”

    说完，她转身走了。

    第二天清早，索菲娅天一亮就起来了，最后收拾一下她的行李，八点时，她和克里提斯把行李装到车上。他们谁也没说话，三个人开车去了码头。分别时，索菲娅只象征性地作了道别。

    她吻了吻他们的脸颊。

    “再见。”她说，“我会写信的。”

    她就这样告别了，没有短期内再团聚的许诺。他们相信她会写信来的，可是他们也知道期待这封信没有意义。看着渡船从码头上慢慢驶出去，玛丽娅确信生活中没有比这再坏的了。站在她身边的人们在挥手，向所爱的人热烈道别，可是看不到索菲娅。她甚至没出现在甲板上。

    玛丽娅和克里提斯站在那里，直到船变成了天边的一个黑点，他们才转身离开。空虚让人难以忍受。

    而索菲娅，前往雅典让她逃离了过去，从麻风病的耻辱、父母身份的不定中逃离出来。第一个学期过了几个月，她准备写信。

    亲爱的妈妈爸爸（也许我该叫你们姨妈姨父？无论哪种叫法似乎都不再合适）：

    我很难过，我走时情况那样难处理。我太震惊了，甚至无法诉诸文字，一想起这些，我还觉得很恶心。不管怎样，我写信只是告诉你们，我在这里很好。我很喜欢上课，虽然雅典比圣尼可拉斯要大得多，脏得多，但我正慢慢习惯。

    信里说了一切，又什么也没说。他们继续收到一些描述性的，常常很热情的短信，可她的心里话却很少提及。第一年结束时，他们不能说完全，但心中至少也是苦涩而失望——假期索菲娅不回来了。

    过去令索菲娅困扰，她决定在夏天寻找马诺里。一开始，这种寻找似乎还很温暖，她在雅典找到几条线索，甚至还有几处线索出现在希腊别的地方。可是不久，她的线索就断了，比如，在电话公司和税务局。她只好去敲那些碰巧也叫范多拉基的陌生人的门；与对方尴尬地站着，索菲娅只好简短地解释一下自己，为打扰他们而道歉。类似这样的寻找逐渐像石头一样凉下来。一天早上她在塞萨洛尼基的酒店里醒来，想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即使她找到这个男人，她也不敢肯定他是不是她的父亲。再说，她是宁愿要一个谋杀母亲的杀人犯父亲，还是要一个遗弃她的通奸犯父亲呢？没有选择。难道她不应该把过去的这些不确定抛到一边，开创一个未来？

    大学第二年，不管父亲是谁，索菲娅遇到了后来在她生活中比父亲更重要的人。他是个英国人，名叫马库斯·菲尔丁，他在大学里休学一年。索菲娅从未遇见过像他这样的人。他大块头，笨拙，脸色苍白，当害羞或发热时，脸上会有些斑斑点点。湛蓝的眼睛在希腊这边很少见到。他看上去总带着些英国人才有的那种拘谨。

    马库斯从没交过真正的女朋友。他总是埋头于学习，或者是因太害羞而追不到女人。他觉得七十年代伦敦的性解放十分可怕，而这时的雅典还没有这种革命。他来大学里的第一个月，就在一群学生中遇到了索菲娅，马库斯觉得她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虽然她似乎话不多，但她也不是难以亲近。当索菲娅接受了他的邀请时，他很是吃惊。

    几周内他们就难舍难分了，到马库斯要回英国时，索菲娅作出决定，她要放弃学业，跟他一起走。

    “我无牵无挂，”一天晚上她说，“我是个孤儿。”

    当马库斯表示怀疑时，她向他保证这是真的。

    “是的，真是的，我是个孤儿。”她说，“我有姨妈姨父，是他们把我养大的，可是他们在克里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