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过去的一些模式和想法都会变成包袱。人多是包袱，设备太多是包袱，我们应该放下这些包袱，企业不断转型才能进步。

    许知远：谁是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探矿”人？

    施振荣：在认识的几个人里面，我认为柳传志、杨元庆、李东生、张瑞敏是这样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他们的经营理念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们一方面要做好中国大陆市场，另一方面还要有自耕精神，这一点做得比台湾企业家好。

    大陆企业家现在已经做得很成熟，但单考虑大陆的这一块市场，再怎么做也不会太有效，也会有约束。他们要走国际化的道路，也要探“新矿”。所以，海尔也做电脑做手机，但它却离开了原来的核心业务。当然，大企业拥有很多财力时，什么都可以做，但探求“新矿”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要有一个好的管理。三星很国际化，他们什么都做，但他们也是被逼出来的。在1997年亚洲危机时，三星放弃了汽车，着力发展电子、手机和电视机，这种做法很独到。

    许知远：那么，企业应该保持怎样的规模呢？

    施振荣：企业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企业的最大价值应该是为相关者——投资者、员工、供应商和经销商做出最大贡献。企业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资金和人。企业规模并非越大越好，重要的是成熟度。企业太大，会比较沉重，太小了又缺乏竞争力。

    许知远：在十年以前，人们不会像现在这样谈论华人经济。你对此怎么看？

    施振荣：在早期，无论是在台湾、东南亚，还是中国大陆的华人企业，都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华人有一个统一意识，那就是儒家思想，就是如何聚集人才，聚集一些好的人才并合理地分配他们去“开矿”。李嘉诚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他把握了一些“探矿”的机会，请别人来参加，这都是华人成功的原因。

    在东南亚和台湾有一些华人的失败，其原因是资金出了问题。他们的很多资金是借来的，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这个问题就比较突出。华人企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因为华人喜欢控制权，尤其是控制股权。企业发展就要扩充资金，有时候需要向银行借钱扩充资金，如果发展顺利就不会出问题，但如果不顺利，企业的发展会陷入被动状态。

    现在，很多华人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在逐渐参与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企业做得好，可以向资本市场借钱。资本市场的钱和贷款不一样，资本市场是自己的钱，股东如果没有信心可以把股票卖出去。

    许知远：在你接触的企业家中，30岁左右的年轻人和你这一代人有什么不同？哪些东西更优秀，哪些东西更糟糕？

    施振荣：过去在宏碁，我有一点被架空的感觉，我难以接触到底下的年轻员工。做企业要考虑争一时还是争千秋，年轻人可能大部分争一时。我给他们的忠告是，不要光看眼前的一时。其实，老一代很辛苦，把握了一些机会来创造企业，希望企业能够长久地发展。

    许知远：在上世纪90年代，太平洋沿岸都在谈论“大中国”。10多年过去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施振荣：市场就是创新的龙头，是经济的龙头。人才是最重要的。大陆每年都有大批人才涌现出来，这里面不包括劳工，主要是知识分子，因为大量的创新是靠知识分子实现的。我们的知识分子是世界第一的，但需要给他们一种机制，能够使他们发挥作用。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创新，而创新的发动者就是知识分子，亚洲是未来创新的中心，这最多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许知远：你认为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施振荣：以前我们乒乓球比赛拿世界第一，现在我们在一些田径比赛中也拿第一了，奥运会金牌总数第一早晚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