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企业的最大价值应该是为相关者——投资者、员工、供应商和经销商做出最大贡献。企业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资金和人。企业规模并非越大越好，重要的是成熟度。企业太大，会比较沉重，太小了又缺乏竞争力。

    家里经营的小生意为施振荣提供了最初的商业教育。他发现卖文具与卖鸭蛋原来是两种不同的生意，前者的利润高但资金周转却慢，后者的利润微薄但资金每两天就可周转一次，现金流运转快的鸭蛋生意能赚更多的钱。为了追回欠款，长辈有时一大早就到欠款人家里喝茶聊天，耗上大半天，也可能空手而归。当日后创建Acer（宏碁）后，施振荣将深感财务上的管理是多么重要。

    那是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尽管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运来大量的黄金与外汇储备，美国人提供了新的援助，但没人能够预测未来的台湾奇迹。主宰台湾经济的，是以蕃薯为代表的农作物，村里的杂货铺是重要的商业流通方式，所谓现代工业不过是纺织、塑料、人造纤维这些轻工业品，它们缺乏技术含量。生活困苦、节奏缓慢，回忆起来甚至不无田园诗情。

    1976年创办Acer前，施振荣拥有令每个知识青年深感羡慕的一切：理想、才情和幸运。大学时他一心要成为交通大学的校长。28岁时，他开发了台湾第一部电子计算机，到了32岁，他被评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如果不是他任职的荣泰电子陷入困境，他可能仍会在技术开发主管这样的轨迹上继续发展下去。

    接下来的故事，已是台湾乃至整个华人世界耳熟能详的传奇。在台湾新的商业版图中，最多只有张忠谋可以像他一样富有代表性。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Acer走出与几乎所有华人企业不同的道路，它要创建自己的品牌，而非仅仅靠压低成本的代工。到2004年底正式退休时，施振荣是全球高科技产业任职最长的领导者，而在华人的企业领袖中，他看着曾经的领跑者一个个倒下，而在自创品牌这个领域，他可能是惟一的成功者，尽管Acer的道路上也面临着几次重大的挫折。

    Acer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它的公司规模，而是它在华人商业世界中少见的创新力，这既包括在产品本身的创新，更包括它的组织形态上的探索。施振荣对新领域开拓的兴趣，远远大于他对于旧领地的控制欲，他于个人创造性的尊重、对实验行为的推崇，在成功的华人企业家即使不是独一无二，也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人选之一。他在六十岁时，就勇敢地放下了权力，在他退休生涯中，致力于让自己成为一名商业思想家，期待用自己积累的智慧帮助整个亚洲企业的成长。

    不久前，笔者有幸分享了他的经验，对他进行了一次深远的访谈。访谈结束两天后，在财富论坛上，他宣称亚洲将成为世界创新的中心，但对于中国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激励机制。如果10至20年建立起这样的机制，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创新核心。以下就是笔者和施振荣的谈话内容。

    许知远：回望28年的历程，你怎么理解自己在全球华人企业界里的地位？

    施振荣：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中国人积弱百年，没有现代化，在国际上被看不起。那你是否有心去改变这种情况呢？有心的人就会有行动。例如早期的王安，他虽然在美国创业，但仍然有华人的传统。另一个有心人是创立CA公司的王嘉廉，当然王嘉廉的模式不见得对华人适用。

    个人电脑行业就像是世界杯足球赛，或像是奥运会的田径赛，是较受众人瞩目的赛场，我们在这里取得一定地位，会对华人企业起到鼓舞作用。我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华人建立全球性的企业。企业品牌跟两个点有关：一是创新，一是国际化管理。欧洲创新实际上从工业革命开始，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