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凌志军老师的《联想风云》业已出版，我遵照口头之约定将书稿交于联想“核定史实”，并试图获得《联想局》使用联想档案之授权。因为仅仅限于核定史实，《联想局》故能保证其独立性而非一本“客户”定制的书；我也至少能保持一个写作者最起码的良心——对自己及文字本身、对历史及事实本身的良心。

    现在回头想来，为什么自己当初那么激愤，除非是三个原因——对于自己所付出心血的不值；对于被轻蔑的反击；以及对于最后一丝道德底线的坚持。

    我自己内心有个计较：花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仅仅为了挣到一笔钱，那么就意味着自己三年来的努力一无所获，三年的光阴只变成了钱，在写作方面毫无长进。我还年轻，堂堂正正挣钱的机会有的是，何苦如此轻侮自己？

    对我来说，《联想局》最大的收获不是我得到了多少现世的回报，而是我找到了一条适合我自己的商业史写作的道路，修正并丰富了我的“商业史写作标准”。至为关键的是，我始终未尝放弃自己的尊严，始终为自己脆弱的内心穿着一条底裤，我想，我应该为自己骄傲一下。

    在《联想局》后记中，我说道：除此之外，我想我极有可能会写另一本以联想为研究对象的书。联想作为一家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中国制造业的明星，无疑极为优秀。其成长过程坎坷曲折，其管理及文化错综复杂，其人事之变动、观念之更迭，无一不值得关注。但是，多年来对联想的研究，大多落于若非无理性的诘责及谩骂便是无原则的褒扬与吹捧，这对联想及公众都是一种不小的伤害。对联想进行善意的分析、建设性的批判，敦促其经营更趋理性、其管理更加完善、文化更加健康，完成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或许正是我该做的事情。在阅读了联想各种密级的档案、写完了《联想局》之后，我更认为这是我不可推卸之责任与义务。

    这样一本书没有出版，反而出版了一本叫《柳传志说：做正确的事》的书。题目原定为《柳说》，是在与联想尚未交恶时给联想的提议，后来联想迟迟未尝出版这书，而我又十分地喜欢这个名字，就将这本书写了出来。同样，为了遵守与联想的所谓“保密协议”，我同样没有使用联想档案中的资料——《联想局》、《联想风云》已使用过的除外。事实上，对于“柳传志说”我已经兴趣不大，我真正想做的是“我说”。

    我想说点话，然后做点事。仅仅如此而已。

    迟宇宙：现任《新京报》副总编辑，曾供职于《南方周末》和《经济观察报》，出版《海信史》、《海信经验》、《联想局》和《柳传志说：做正确的事》等著作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