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联想局》最大的收获不是我得到了多少现世的回报，而是我找到了一条适合我自己的商业史写作的道路，修正并丰富了我的“商业史写作标准”。至为关键的是，我始终未尝放弃自己的尊严，始终为自己脆弱的内心穿着一条底裤，我想，我应该为自己骄傲一下。

    《联想局》的出版，迄止今日，已近半年。图书的销售，据说是看前三个月，照《联想局》前三个月的势头来看，既未有想像中之好，亦未尝如想像中之差。一切平淡如水，缓慢而又平稳。

    时间倏忽而逝世，《联想局》与联想的恩怨瓜葛，到今天已不大有人记得，即或记得的人也不大有人愿意谈起，一切都因为它打破了“潜规则”，揭开了真面纱，为已经赤裸的“商业史写作”套上了一条底裤，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廉耻的底线，知道了穿着条底裤与晃荡着那话儿四处乱蹿的差别。

    至于与联想的渊源，我在《联想局》的后记中有所记述，为清晰所谓真相，这里容我再添油加醋赘述一番：

    2001年6月11日，联想与AOL结盟之后，我和两个同事为《经济观察报》写了一篇叫《联想赌命》的文章。文章的立意不错，新闻标题也耸人听闻，刊发之后很是引人关注，在报社总经理的带领之下，还曾被动地与联想集团“沟通”过几次。不过这事很快倒也过去了，除了写了一篇关于联想的稿子之外，几乎对我没产生任何影响。

    5个月后，2001年11月12日，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发件人是联想控股公关部副总经理张涛，一个我从未谋面亦未有任何往来之人。头一天，我的老师和好朋友钱钢向我提到张涛会与我联系，让我对联想正在进行的事情提点建议。

    张涛的邮件介绍了一套“丛书”，说：“联想……在十七年艰苦创业的历程中，联想突破了‘四道关口’，走通了高科技产业化之路，并且在管理与运营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此，联想高层领导经讨论决定，出版一套关于联想的丛书……对内进行历史性总结，对联想发展史中的某些重大问题定性。”

    张涛介绍了“丛书”的进展，说准备邀请几位顾问（其中包括钱钢），“拟订邀请业界知名的，拥有It背景并了解企业实际运营、文字功底扎实的记者在充分了解联想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撰写相关文稿”。

    我收到邮件后，遵照钱钢的“指示”迅速与张涛进行了联系。我们约了一个傍晚在联想的小食堂里碰面。张涛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们似乎有类似的阅读背景，对于写作有近乎一致的判断。印象中那天我们聊得很投机。

    当日受邀请的记者除我之外还有《环球企业家》主编李甬和《中国青年报》的熊波。前者是我在《南方周末》工作时的老同事，后者则是新朋友。

    后来机缘巧合，李甬因为工作忙早早宣布只看档案不写书，熊波坚持到了7月，2002年7月，因为到了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工作被委以重任，工作亦是忙碌不堪，考较之后亦选择了退出，于是我便成为惟一选择了。

    最终我到了青岛，以海信作为写作蓝本，进行了我个人商业史写作的训练。《海信史：十年再造的关键时刻》完稿于2003年2月，7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海信史》完稿之日，我才对自己写这本书多了一点信心。

    整个2002年迅速地被耗费了，其中大量时间被《海信史》的写作占用。2003年到来，我短暂地移居到上海，回到北京到联想看档案时，正逢“非典”，虽非幸事，却使我能够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阅读联想档案，与朋友们一起讨论写作。

    那一年夏天，我完成了对联想档案的阅读，也完成了对关键人物的采访。8月下旬我参加了联想控股公司的“入模子”培训，培训前柳传志总裁辗转传递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