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自述:1994年的“万君之战”
并不知道君安意图收购万科,只知道君安进行制度创新,建议改组董事会。只要股价上涨,就证明君安提出意见的正确性,股东大会就会顺理成章的召开,大会一开,便是万科易主之时。
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申请停牌!在停牌的时期内推动市场将这些消息充分消化。只要市场认为这不是一个收购题材,万科的股价便可以保持平稳。而新一代拥有万科6.2%的股份,海南证券公司占1.1%,俊山投资和创益投资共占3.43%,中创公司则占万科股份的3%,万科如果同时能够争取到其他部分股东的支持,争取发起宣言的部分股东退出授权,便可成功击退来势汹汹的君安。
在约见部分股东的同时,我约见张希普,同他继续沟通,到了晚上9点多钟,张希普终于同意在退出委托股东队伍的声明上签字。而时任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产权管理部部长的马恭元也明确表示了对万科的支持。
3月30日晚上11点,我和副总经理赵晓峰带着经张希普签字的声明,连夜赶到深圳发展中心大厦君安总部进行沟通。毫无疑问,根据目前的态势,做为持有万科股票6.2%的股东新一代,只要他退出倡议名单,君安所能控制的股份就很难达到10%,这样,君安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要求就无法成立。出乎我意料的是,张国庆竟然拿出一份新一代授权君安做为改革倡议行动的财务顾问的委托书!原来,君安已经在万科毫不知情之时,已经完成了具有法律效用的一系列精心策划和准备。与此同时,君安已经聘请了具有强大人脉关系和专业能力的中信做为法律顾问。
返回公司后,万科的高层还没有离开,我们便彻夜讨论,研究对策。
3月31日,一场角斗由深圳特区报上同时刊载的《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书》和张希普宣告退出倡议的声明拉开了颇有戏剧性的序幕。
上午,万科更换了具有更为强大能力的法律顾问,由香港一家律师行回应万言书,并请到证券法的起草人之一顾耕民帮助我们研究对策。并且,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王新民也将行使股东权益的表决权授权给万科,万科还迅速获得了证券管理办公室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豁免,得以在下午的会议上披露公司业绩。
而在上午同宁志强通的电话,则证实了之前我的一个怀疑:在30日夜晚我们的讨论中,我觉得君安突然发难并不是为了并购,而是在改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收购概念,如果这个假定成立的话,君安并不是为了买而发难,而是为了卖。那么,如果进行这样的交易,恐怕在股票市场上一定有基于内部交易而提前建立的仓位。经过核查,我们发现有两个仓位,一个在丹东,另一个在太原。而这两个仓位都是在君安证券公司建立的,这两个仓位的投资人正是宁志强。
下午2时,在水贝二路工业大厦,我和时任万科副总经理的陈祖望及万科财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郁亮同时登场。由我先将公司情况做简要陈述,然后展开反击。
我首先表示,万科对君安在多份报刊上刊登《告股东书》和《改革倡议》的做法具有很多疑点。由公司了解情况,新一代已经在30日退出,31日又发表了取消授权君安做为财务公司的声明。而海南证券也从没有书面正式委托君安做为财务顾问进行此类活动,同时,万科董事会只有14名成员,而倡议中同时推举8-10名董事,显然此举是希望耗费最小的代价全面接管万科。
并且,君安的倡议书尽管从格式和方法中具有专业水准,但具体内容中不实之处颇多,如上海万科城市花园的规划问题,仅仅是重复公司一位员工的意见。做为一个专业的财务报告,其分析立论仅仅出于一个万科内部员工对公司提出意见的水平,其制作者从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显然都有经不起推敲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