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我们从外国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点。

    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中国各地似乎放宽了海外记者采访考察中国企业的审批。因而，在各家国际媒体上，人们读到了多篇充满陌生感的目击记。

    具有戏剧性的企业考察是，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的机器。这家年产原钢30万吨的工厂，使用的机械设备全都是50年代之前的，其中竟有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气式轧钢机还在使用。那位记者指着机器上的出厂标板问厂长，“这是不是把年代搞错了？”厂长的回答是，“没有错，因为质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读卖新闻》的驻香港记者松永二日也对中国企业的落后深为惊讶。这年6月，他参观了上海的一家集成电路工厂，他写到，“日本的集成电路工厂干净得一点灰尘也没有。相比之下，上海这家工厂简直象是马路工厂。工厂方面说，产品一多半不合格，卖不出去。”他还观察到，长期的政治斗争，学校停止招生，使得中国工厂的基础人才极度空乏，他举例说，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的31名技师，平均年龄是56岁。

    在经历了这一些观察之后，松永预言中国即将开始一场新的经济革命。在10月3日的一篇述评中，他直截了当地宣称，“进入建国30年的中国今后的课题是，实行高速度经济增长政策，把中国造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大国。”而中国正在采取的办法则是，“在再度复职的共产党副主席邓小平的领导下，设法加强同外国——以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在国内则推行讲究能力和效率的路线。”

    松永试图用事实来证明他的观察，“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靠上海那家老工厂是不可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因此必须下决心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近来，中国加强同外国的经济关系的活动令人目瞪口呆。到今年9月为止，中国派出党政领导人到31个国家去访问，并且接待了15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而它们绝大多数是以前的敌人——西欧发达国家。不言而喻，这种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技术。”

    应该说松永的观察是很精准的。1978年，除了主要领导人频频出访之外，中国政府的还做了一些动作，它们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发联想，然而在后来的研究者眼中却决非巧合。这一年的7月3日，中国政府停止对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

    五、进来的李嘉诚和出去的荣智健

    在这一年的天安门国庆典礼上，出现了一个叫李嘉诚的香港商人。他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不无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央干部身边，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大，让这个从小岛上来的潮汕人很有点不习惯。从十一岁离开大陆，这是他四十年来第一次回国，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被大陆媒体批评的万恶的资本家，现在他已经成了被尊重的客人。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再过二十年，他将在距离天安门一公里远的地方盖起一个庞大的、超现代的东方广场。他是受到邓小平的亲自邀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来之前，他给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在李嘉诚从香港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前的四个月，36岁的荣智健随身携带着简单行装和单程通行证，远离家人，告别妻儿，从北京来到了香港。到码头来迎接他的，是他的两个堂兄弟，荣智谦、荣智鑫。显赫百年的荣家第四代终于在一个潮湿的夏天又聚在了一起。

    无锡荣家，兴于清末民初，靠办印染工厂起家，是江浙沿海一带显赫的商贾大户，最鼎盛时，荣家几乎掌控了中国纺织产业的大半壁江山。1949年之后，荣家一直是共产党的坚定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