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正确、经营得法、管理有效，不如说他是当时商界唯一与独裁者蒋介石有着莫逆之交、甚至帮蒋氏定天下的企业大佬。蒋介石出道前因为同乡关系，曾寄居在虞家数月，其间不仅借其门路结识了黄金荣、杜月笙等显赫人物，而且与同盟会的浙江同党陈其美等人过从甚密，为后来追随孙中山执掌黄埔军校，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人脉基础。正是因为虞与蒋有这样一层关系，虞的公司在民国时代一直顺风顺水，即使是抗战时期，他仍垄断着上海和重庆的所有物资运输。虞最后因病去世，得以善终。

    另一个成功者是荣毅仁。2005年11月3日，国家为荣毅仁举行葬礼，他的遗体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同一天《福布斯》杂志宣布荣毅仁之子荣智健成为新科中国首富。这一巧合揭示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又一生存智慧。早先荣家在抗战之后，已被战乱和官僚资本倾轧得四分五裂，荣毅仁归国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执掌了国家政权。荣毅仁在1956年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将资产捐给政府，中国共产党感念其诚意，让他做了上海市副市长，之后又委任他为纺织部副部长。他与中共高层领导周恩来、陈毅和邓小平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不仅“文化大革命”期间得以幸免于难，“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又应邓小平之邀出面创办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当国家财政资金困难时，他甚至从自己落实政策发回的钱中，拿出2000万元借给政府充当中信的创始资本而且不要回报。他一生都为共产党和政府做事，出人、出钱又出力，个人谨慎处事，生活节俭，低调为人。一如他自己说的“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结果，党和政府对其报之以李。

    显然，从这两个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企业家与政治家之间关系的最佳选择有两条：一是要择高处立；二是要“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无私耶是以成其私”。

    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

    万通近3年来，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引入国有资本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这算一个例子。在这一问题上，民营资本最容易被国有资本绞杀的，就是擅自闯入国有垄断部门，如电信、能源、金融等等。千万不要试图用金钱与政府来角力，不仅在今天，即便是在1949年前，官僚资本也曾在这些领域无情地摧残过荣家，甚至宋家。最近几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又逐渐上升，国家已经明确七类产业为国有资本垄断行业，“非请莫入”。不仅如此，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强调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可以预见，今后随着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民营资本将以数量多、规模小、就业广、人数多为特征，其生存空间将被局限在与国有资本绝无冲突或者国有资本主动让出的领域。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

    河流二：致命诱惑

    外资究竟是“天使与骑士”还是“打劫者”？

    民营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关系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现实的难题。

    在中国历史上，民营资本因为国有资本的强势，往往转身求助于外国资本，但结局同样令人沮丧。一方面，在民营资本自有资本不足和外部政策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外国资本往往扮演着“天使”与“骑士”的角色。这些年几乎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