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他遗憾地耸了耸肩，一脸凄然。“那个计划看来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没有过多的风险。但我没有预料到罗斯医生会这么快动手。事实上，要是巴丹先生没有找到一个办法大声地向我们暗示罗斯已经掏枪的话，要是格里斯基上尉，尽管冒着牺牲自己的巨大代价，没有如此之快地就采取了行动的话，巴丹先生很可能就已经被杀害了。”

    “你也接商业法方面的案子吗？”

    “我想只有这个才是适合送给你的东西。”埃利奥特隔着桌子伸手递过那个扁平的包裹时说道。

    哈迪在网上对此做过一些调查。FINAtA是萨尔瓦多共和国的一场农业改革运动。在这个国家里，百分之十的人口拥有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大概在十年前，FINAtA曾一度成立了一个激进的政府，在国内推行重新分配财富的计划，但它的大部分支持者不是被杀头，就是被驱逐。

    时年五十三岁，在其三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一直都是本市的一名警察。在全部工作时间里，有一半是在凶杀案组度过的，他几乎夜以继日不停地工作在这座城市最危险的地方，经常寻访那些充满敌意的证人，拘捕那些会毫不犹豫再次杀人的亡命之徒。他的职业世界充满了暴力、毒品和对文明行为，甚至是对生命的漠视。然而，这个为人极为谦卑的人最值得让人称道的是他从未在一怒之下拔出过他的枪。

    “好吧，那你可是把我们都骗过了。”

    “不管怎么样，我问了格里斯基自己能不能去跟他谈一谈，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并给我巴丹先生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下了班之后，我去了巴丹的房子。正如我所希望的，他终于松口吐露了自己对罗斯医生的怀疑。他还承认他对警方会把那些谋杀归咎于他感到非常担忧。这事已经清楚了，罗斯经常频繁地出现在波托拉，而且起码在那些杀人事件疑似发生的多个日子里，他都在那儿。

    说到这里，哈迪现在垂下了脑袋，用手在额头上抹了一把，一副懊悔不已的样子。“现在回过头想来，这样做或许是个错误。我本来只需录下巴丹先生最初那个电话的通话内容，或许就足可以让科莫罗法官去签发搜查令。但是我没有那样去做。相反，巴丹先生打了那个电话。在那个电话看来起了作用的时候，我给格里斯基打了电话，大概半小时之内，他就带着布拉科和菲斯克探员赶到了那儿。

    “还有几星期时间他都不可以用力的。”弗兰妮说道。

    他们已经从屋后拖进来一些锯木架，在上面铺上一些胶合板就做成了一张长长的桌子，摆在那间房子的中央。聚会一开始，看来有几分钟时间是要用来赠送礼物和颁发纪念品的，接下来除了尽情地玩就没有别的安排了。那两个坐在轮椅里的家伙处在桌子的上首位置，身后就是那些为了腾出场地临时码放起来的沙发。杰夫埃利奥特的礼物是送出的第一份礼物，他砰的一声在桌子上重重地蔽了一下自己的玻璃杯，让房子里安静了下来。麦圭尔将唱机头转到了哈迪专门为这个场合购买的那张唱片中的这首歌曲上，这是里面唯一的一首迪斯科，格洛里亚盖洛尔的《我会活下来》。

    “抱歉。能再说一遍你问的是什么问题吗？”

    现在是六月二日，星期六下午四点。屋外，阳光灿烂，但吹起的寒冷北风还是让人感到阵阵的寒意。但在三叶草酒吧，哈迪正在举办一个私人聚会，里面暖意融融，丝毫也不让人觉得冷。这家酒吧此时挤满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客人，包括市里的工人、警察、律师、法官、记者，各种祝福者和他们的孩子们。

    “我没有快不行了的时候。我只是在休息而已。那真是个累人的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