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都存在决定命运的那一天。那一天可能由坐在纺车边、一边纺织命运丝线一边咕咕哝哝、浅吟低唱的命运三女神选中；或者，可能由虽然运转缓慢，但无时无刻不在转动的上帝的命运之轮决定。那一天可晴可雨，或暖或寒，很可能已经降临，我们却不自知，甚至要靠日后回想才有所察觉。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天。而如果结果令人悲伤，倒不如不去回想探究。你会发现任何事都会伤人，并且是无谓的伤害，因为事到如今，尘埃落定，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发觉这里存在逻辑解释不通的地方，接近神秘主义。当然，这一观点会引来时髦的驱魔人或拿着水晶球唬人的半吊子的耻笑，而那些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及社会工作者会用独特的专业术语告诉你，他们相信有办法控制决定时间、地点、事件——每个人必然面对的那一天——的背后力量。但他们都错了。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也都是事后才明白。

    具体到这起案子——“案子”这个词用在这里十分恰当——是关于一个我三十五年未见的男人被谋杀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二年夏日里的某一天——确切地说，是一九三二年夏日里的某一天傍晚，在布鲁克林的大街上。那天之后我们便各奔东西，从此没再见过面。

    那时我们都才十二岁，我会清晰地记得那个日子，是因为第二天我们全家就搬去曼哈顿了。那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可怕的是，日后我仍清楚地记得道别时的场景，以及最后说的话。现在我明白了，那一天正是那个男孩的“命运日”。生死之际，正如人们常说的——尽管那枚要命的子弹三十五年后才爆炸。

    我是从报纸的头版头条得知这起谋杀案的，当时我妻子正一边看那份报纸一边吃早餐。她举着报纸，尽管有部分折叠，但没遮住头版刊登的恶心照片，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倒在车内驾驶座上，满脸鲜血，双目圆睁，嘴巴微张，保留着与恐怖暴虐的死亡相抗争时的样子。

    这幅照片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耸人听闻的标题——球拍店老板遭枪击身亡——也一样。实际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吃吐司喝咖啡的时候是不是该看些更让人开心的。

    接着，我的视线被图片下方的说明文字吸引，惊讶得差点儿把咖啡杯扔了。报道称，死者名叫伊格内斯·科瓦奇，布鲁克林区一家球拍店的老板，昨晚……

    我从妻子手中抢过报纸，贴近研究那张照片，妻子惊恐地看着我。不会有错的。尽管我上次见到伊格内斯·科瓦奇还是小时候，尽管照片里的他变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死人，但毫无疑问就是他。而最可怕的部分是，看上去他旁边的坐椅上似乎放着一袋高尔夫球杆，这些高尔夫球杆将我的记忆带回到曾经。

    妻子的声音又将我唤回现实。“哦，”她温柔地抗议道，“我正看一篇有关沃尔特·温切尔的报道，看到一半呢……”

    我把报纸还给她。“抱歉，看到这张照片让我大受打击。我认识他。”

    她的双眼因为感兴趣而亮了起来，发现自己身处——哪怕只是间接关系——某件丑闻的中心。“真的吗？什么时候的事？”

    “哦，在我们一家还住在布鲁克林的时候。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孩子。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

    妻子又习惯性地挖苦道：“真不得了啊，我不知道你小时候还和问题儿童混在一起。”

    “他不是什么问题儿童。事实上——”

    “别这么较真嘛。”她不在意地冲我温柔一笑，又回到有关沃尔特·温切尔的报道上去了，很明显，那篇报道比我说的话更新鲜刺激。“不管怎样，”她说，“我不会太在意那件事的，亲爱的，毕竟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确实过去好多年了。那是可以在大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