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还挥舞着砍肉的刀，突然，他把刀扔到桌上，绕过柜台朝诺亚走来，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那个老妇人也跟了过来，锐利的小眼睛因为感兴趣而闪着光，受到她的召唤，一瞬间，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埃策希尔·科恩已经死了二十年了，诺亚想，但他的名字还活在这一带。

    他并不介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这件事。作为一位年轻的巡警，他早已从日常巡逻中学会不要轻易驱散事故或犯罪现场的围观群众；因为人群中很可能有人的话值得一听。现在，他就被热烈的讨论包围着，关于埃策希尔·科恩，在场的每个人都有话说。

    借助卡洛的翻译，他先询问了屠夫利维，接着和每一个愿意提供信息的人交谈。慢慢的，埃策希尔·科恩这个人及他所犯下的罪行渐渐呈现出来。利维提供了最重要的信息——时间、地点和事件。

    屠夫很了解埃策希尔·科恩，并且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信任他，因为在诚信方面，医生的声誉无人能及。他是个伟大的医生，尊重科学的人；同时也是上帝之子，虔诚的信徒。每天早晨他都会绑好护符，念诵祷词，每个安息日他都会去犹太教会堂。除了温柔的一面，他还是个骄傲、自负的男人，若有不满他会当着你的面辱骂你。但最重要的还是他的诚实，不过作为一个全世界最诚实的人，难免有时会有些过分。要问这世上谁永远都不会和真相妥协，那就是埃策希尔·科恩了。你可以相信他，但可能不喜欢他，因为他在这方面太极端了。

    结果，就是这个值得信任的人成了叛徒。经历数年，人们终于学会忍受墨索里尼的统治，然而，德军入侵罗马再次唤醒那一代人身体里的反抗意识。破坏和间谍活动，秘密印刷并在民间散发的传单，告知大众墨索里尼及他的军队的真正意图。大多数人选择了放弃，但屠夫维托·利维及一小批人，他们赌上一切，仍在继续秘密活动。犹太人纷纷遭到驱逐，他们被货车运到纳粹集中营等待屠杀。除了加入附近的非犹太人反抗军，还有别的选择吗？

    “你问他，”诺亚对卡洛说，“埃策希尔·科恩是不是反抗军的一员？”卡洛刚把这个问题翻译出来，屠夫就摇了摇头。

    医生只来过一次，是被叫来诊治病人的。反抗军的三位首领设法从山里突进罗马，提供指导，帮忙组织运动。他们藏身于台伯河岸区的一间地下室里，和犹太人区隔河对望，其中一名首领伤得很严重。医生的儿子，当时还只是个小男孩，最多十五岁，是游击队的通讯员。他带着父亲来照料那位受伤的首领，接着，没过多久，那三个人就被德军抓获了。他们被诚实、高尚、正直的埃策希尔·科恩出卖了。

    “问他是怎么知道的，”诺亚对卡洛说，“他认罪了？”

    事发时根本不需要认罪，也不需要任何证据，因为他手上就拿着陆军少校冯·格鲁博纳的公文箱，有这一点就够了。

    诺亚无声地咒骂着冗长的翻译。卡洛·皮佩尔诺非常享受翻译这个角色，并且努力让自己发挥最大的效用。他费了好大的劲说明陆军少校冯·格鲁博纳是谁、做了什么。

    这位陆军少校是驻扎在台伯河的德军装甲部队统帅。但和其他德国军官不同，冯·格鲁博纳狡猾得像只狐狸，他举止优雅，左右逢源。其他军官枪不离手，他则整日拿着公文箱，一个有着帅气金饰——一只标志他那伟大家族的双头鹰——的黑色皮箱。箱子里装着钱，一卷一卷的钱，一包一包的里拉，全是钱，一看就知道总数不菲。

    平心而论，冯·格鲁博纳是个勇气与智慧兼具的人。他总是独来独往，看不起那些保镖常伴左右的人。他手上提着一箱钱，嘴上挂着微笑，自信满满地招摇过市。

    “说白了，”他会这么说，“我们都是生意人，你和我。我们都追求实际，讨厌麻烦。把制造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