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项只颁给40岁以下最出色的经济学家。他是当代最聪明的人之一，是经济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为找到问题的根本，阿西莫格鲁深入历史，对非洲、拉美和其他“新世界”的欧洲早期移民进行了研究。“Unbundling Institutions”，ober 2004，这一角度的确非常巧妙。为什么呢？因为很少有经济学家做过这样的尝试。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通过实验做研究，原料是什么，用量多少，实验条件都尽在掌握，可以反复实验，改变用量，改变实验条件，记录下每次实验的结果。通过这种行为，人类获得了对世界的精确认识。相形之下，经济学家要研究的是真实生活，而且往往是乱如麻的真实生活。更不能把活人拿来反复做实验——人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千人千面，禀赋各异，观点、经历和关系也林林总总、错综复杂。因此，经济学家很难声称X导致了Y，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断定因素M、I、t没有起作用。从历史中找答案是很巧妙的方法。从某些方面看，过去发生的事实最接近于经济学家希望看到的自然的实验。当时现代社会尚未出现，欧洲早期移民到达的大多数地方没有制度。因此，看这些地方制度的演进就像在皮氏培养皿里观察制度的生长。阿西莫格鲁认为我们可以找出是哪些力量推动了制度的演进，以及这些制度起什么作用。阿西莫格鲁最令人惊异的一点发现是，一地在殖民地时期发生的一些事情至今仍对该地发挥影响力。

    他观察了欧洲早期移民到达71个地方（后来均成为独立国家）后发生的事情。他的第一个发现是，几百年前早期移民的死亡率与今天的“坏”制度，即财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有着很强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呢？阿西莫格鲁的解释很有趣，大致是这样：几百年前，早期移民的死亡率高，导致前往那个国家的新移民减少。留在该国的为数不多的新移民希望确保他们仍然掌握领导地位，比当地人生活得更富裕，因此他们要确保法律和法庭一直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换言之，他们要确保社会的运行建立在人所控制的法律基础之上，而不是法治。因此，真实的财产权利并未得到恰当的保护。阿西莫格鲁还发现，新移民抵达时当地人口密度也很重要。当地人口越多，越集中，那里的制度就会越坏。同样，这也是由于人数较少的欧洲早期移民希望确保将所有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操纵法律是保存自己的财富及窃取他人财富的最有保障的手段。

    相反，在那些早期移民身体状况良好，大批移民随后跟至的地方，比较好的制度建立起来。当地人口少并且分散的情况，更有利于较好的制度的建立，原因是能够被剥削的人口数量少。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发展起了相当好的制度，并延续至今。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令人惊讶的是，阿西莫格鲁的模型同样适用于非洲和拉美。在秘鲁，因黄热病减少了人口的西班牙早期移民遇到的是富裕的城市化的印加人，他们开始了对后者的持续掠夺，这意味着好的制度永远不会建立起来。社会动荡、收入失衡、经济低增长，这些问题直至今日依旧存在。非洲也有很多同样的故事，但也有显著的例外。比如，博茨瓦纳的情况就远远好于很多非洲国家。来到博茨瓦纳的大量早期移民保持了健康的身体状况，建立起与故乡相似的制度，这个国家走向了富裕。事实上，这个位于非洲南部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不错，它是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能够和中国经济增速媲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又比如刚果，这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遭到人数不多的比利时人和其他欧洲移民的开发，甚至始终未能成立一个政府，至今仍灾害连绵。

    有趣的是，阿西莫格鲁没有发现移民来自哪个国家跟制度好坏有关系的证据（所以英国人要抛开英国人是“好”殖民者，比利时人和葡萄牙人是“坏”殖民者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