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可能还记得起来，我作为这部小说的叙述者介绍自己的时候，是以党卫军特别小组一名成员的身份出现的。是的，我是其中一名成员。在三十年代末那个时期，我就是附在一个名叫Dieter的党卫军军官的肉身上的。我以极大的代价，活在他的身上，发挥着作用。我可以说我们只有到了因投入巨大赌注而又很有必要的时候才会全力以赴地从事。因为我们各自的代价是直接的。你不得不放弃生活在不止一个意识里的兴奋状态，魔鬼的力量就会因此而削弱。于是你就变成了幻影似的人。

    因此，我以Dieter的身份于一九三八年在格拉茨调查过希特勒的祖父。然而，我了解到阿洛伊斯真正的父亲是约翰·奈坡穆克，这是根据曾经从大师那里直接收到的信息确定的，这当然就是说，我不可以说出提供这信息的人。在Ⅳ-2a特别小组里，就像在任何情报机构一样，我们至少在内部必须是可信的，因此，向希姆莱说明这情报来源的唯一办法就是编造故事。尽管我知道希特勒不是犹太人，但是，不说出我的情报来源我是无法让海因里希·希姆莱相信这样一个事实的，所以，为了让他觉得可信，必须采用海因尼熟悉的搜集情报的手法——人证。

    当然，事情也并非说的那么简单。在一九三八年我对于事情真相的了解并没有像我了解以后所感觉的那样肯定——这也就是说大师早就认定他必须封闭他的魔鬼的记忆，倘若他要想在这世界他控制的那一方面维持下去。然而，对于不主张我们去回忆的那些记忆，我仍然要确保它们能派得上用处，给我们提供指导，不管这些记忆是多么沉默无语。

    这件事我非提不可，是因为阿洛伊斯身上是否有犹太血统的问题是非常突然地冒出来的。

    他正在气头上。他对约翰·波尔茨尔的怒气不一会儿就会消歇，变成他终生的厌恶——到了波尔茨尔死的那一天他的心一下子就会轻松——但是他对小阿洛伊斯的怒火又冒上来了。

    因此，他与克拉拉的谈话在他内心引发了一场暴风骤雨，他在床上待不住了。他们靠在一起睡一张床，这么些年来，不管是贴得很近还是各睡一方，今夜还是第一回他不得不起身，穿上衣服，在地板上踱着步子，试图在沙发上睡，试图在地板上睡，结果当然是他们两个人都不能入睡。

    克拉拉知道她将不得不付出代价。“一句话也不要说。”她对自己说道，“绝不要再提起这个问题。”尽管我不能以做医生的那些魔鬼们的权威口吻说话，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九零八年夺走克拉拉生命的癌症，在今天这个悲惨的夜晚完全可能向前迈出了一步。

    太多的事情一齐在她身上发生了。她失却了长久以来非常珍视的想法。她非常肯定，她与阿洛伊斯生的所有的孩子都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血统，由于这个缘故，她相信她最小的三个孩子都有更多活下去的机会。假如说她对犹太人有一个看法（而她也确实不能说她曾经遇见过一个纯犹太血统的人），这个看法就是，不管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过错，而且她也从亲戚朋友，甚至店老板那里听说过最耸人听闻的故事，然而道理是明明白白的——那些犹太人懂得如何生存。尽管遭到人们的厌恶，他们仍旧还在活着的人的行列里。有些犹太人还很富裕！因此，克拉拉在私底下的思想里——这种事她还能跟谁去说？——始终非常感动，她能有三个孩子活下来，多半是他们的犹太血统救的命。

    即使古斯塔夫、伊达和奥托一个个很快都夭折了，她也可以把死因归咎于她自己娘家的问题。可是阿道夫活下来了，然后埃德蒙和波拉也活下来了，为了他们的身体健康她是夜夜静心祈祷。

    现在她的信念破裂了。即使剩下的三个继续活下去，那也不是因为他们血管里有保护剂。已经不会有这样的优势了。

    这是睡不着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