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因为他深信假如他父亲回来，所有这一切也会发生在他身上——我在他脑海里铭刻了清晰的一幕，他父亲痛打了他一顿，他自己躺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不但四肢疼痛，脑袋也胀痛。他感觉自己仿佛是刚刚从被打倒的地上爬起来。

    在后来的岁月里，在他权力的巅峰时期，阿道夫·希特勒仍然认为自己遭受过几乎是被置于死地的痛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许多个夜晚，在东普鲁士俄国前线司令部里，他的秘书们吃了晚饭以后围着餐桌坐的时候，他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他讲起来滔滔不绝。“当然，我是该打，”他这样说，“我给我父亲制造了真正的麻烦。回想起来，我母亲很烦恼。她非常爱我，我亲爱的妈妈。”他回想起来常常觉得自己就跟小阿洛伊斯一样勇敢，甚至他敢于面对他的父亲。“我看这就是为什么他非得打我。我一定也活该挨打。我对他说过很恶劣的话，恶劣得我现在无法再重复一遍。可能，我是该挨这顿痛打。我父亲是一个英俊、强壮、宽容的人，是一个真正称得上德国人的奥地利人。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我不懂一个父亲竟然会把一个儿子打得奄奄一息——真有点被打得像死了一样。”

    是的，他可以把童年故事讲得眼泪汪汪，而听他讲故事的人则一个个心里充满了十足的悲伤。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我把这完美的基岩一样坚实的谎言，与撒谎习惯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固定在那些储存记忆的大脑皮层皱褶里。我的手法是用真实的记忆来取代虚假的记忆，这样做的精确性完全与去除旧的文身花纹以便覆以新的花纹相当。

    这部小说使得我可以详述阿迪是如何丧失说真话的能力的。到了他政治生涯开始的时候，他对于编织谎言的手法已经驾轻就熟，为了最微不足道的需要都可以编造得天衣无缝。他会对事实做些微的修改，也会把事实完全颠倒。

    悉心地做一名对象的工作，正如我所说的，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要把他心灵上这一具体的刻蚀手法转化为根深蒂固的撒谎习惯，那是要花费很多年的工夫的。一个成年人会顽固地坚持抱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当他说他的父亲险些将他毒打至死的时候，他说的是实话。我时时煞费苦心充实这一个天大的谎言的骨架，这样下的功夫也是值得的。因为大师常常说到我在这件事情上下的功夫，“除了这个办法，”他常说，“要侵入一名高级政治领导人的事务，没有其他的办法。他们不可以分清有些谎言与真理。当他们连自己在撒谎也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对我们是有很大用处的，因为非真理对满足他们的需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