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他的办公室看了一眼这封信。他身边有两个彪形大汉站着。桌子上还放着一支手枪。在那种情况下他还能想要什么？”

    希特勒点了点头，“对于那样一个人你也别想一下子就把事情了结。毕竟那封信会放在一个地方，拍下的照片会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希特勒又多了一件要操心的事。

    然而，到了一九三八年，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不同答案。关于在阿洛伊斯出生五年之后，玛丽娅·安娜仍旧收到寄来的钱款这一点，似乎已不再那么肯定了。一八四二年结婚之后，她和她的丈夫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实在太穷，连自己的家都撑不起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只得睡在一家邻居的农具仓库、废弃的牲口食槽里。当然，这也并不能证明钱没有寄来。约翰·格奥尔格无疑也有可能把钱拿去喝酒了。在斯特罗纳斯，他的嗜酒成性一直是很出名的。他成天酗酒，确实，这与他们家那么穷这个说法也真是不相符：假如她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供他喝酒，像约翰·格奥尔格这样一个五十岁的酒鬼为什么要与一个带着一个五岁孩子的四十七岁的女人结婚呢？而且，他如此无节制地酗酒几乎无法让人相信他是阿洛伊斯的父亲。实际上，在玛丽娅·安娜请求约翰的弟弟（他也叫约翰，不过他的全名是约翰·奈坡穆克·希德勒）收下这个孩子并抚养他长大成人的时候，这个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也没有提出异议。这个弟弟，约翰·奈坡穆克，对比之下，倒是一个很有节制而且勤劳的农民，有一个妻子，三个女儿，但是没有儿子。

    于是，约翰·奈坡穆克显得非常突出，他的可能性很大。难道他不可能是父亲吗？那无疑是可能的。然而我们仍旧要找到足够的证据将犹太人排除。

    希姆莱派我到格拉茨去调查，而我也费了不少精力查阅了有百年历史的档案材料。在城市档案中没有查到一个叫弗兰肯伯格的人。我全神贯注地查过格拉茨犹太人登记册里的Israelitiscusgemeinde，这个结论得到了证实。早在一四九六年，犹太人就从这个地区被驱逐出去了。甚至在三百四十一年之后阿洛伊斯出生的一八三七年，犹太人依旧没有被允许返回此地。会不会是汉斯·弗兰克撒了谎？

    看了这些调查结果以后希姆莱断言：“弗兰克是一个鲁莽的家伙！”正如希姆莱替我理清思路时所说的那样，你得从一九三八年退回到一九三零年。当时，在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的信件送达的时候，汉斯·弗兰克只不过是又一个在慕尼黑我们身边跟随的律师而已，但是现在事情已经明白了：他那时到底做了些什么。他捏造了这封损害名誉的信件，目的是要与领袖的关系进一步接近。鉴于希特勒并没有掌握这个信件，所以他无法知道弗兰克到底是在捏造，还是讲的是老实话，或者更加糟糕的是他实际上手中已经拿到了这封信件。假如希特勒派一名调查人员到格拉茨去，那么汉斯·弗兰克早就已经完蛋了，但是，这位律师当时一定很愿意打赌，希特勒根本就不想知道。

    由于希姆莱那时是要培养我做他的贴身助手，因此他对我吐露真情，说他不会把我一九三八年所做的调查结果告诉希特勒：一八三七年的时候格拉茨那个地方并没有犹太人。相反，他把这个情况跟汉斯·弗兰克说了。我们都哈哈大笑，因为我立即就领会了。在我们统治集团的内部，会有这样一位不想千方百计牢牢控制任何一个或者全部人的官员吗？弗兰克现在就在希姆莱的掌握之中。鉴于这一默契，他替希姆莱服务得很好。一九四二年（这个时候弗兰克已经以“波兰的屠夫”闻名），希特勒又对犹太人祖父紧张不安起来，并要求我们派一个人到格拉茨去。希姆莱因有意保护汉斯·弗兰克，就告诉元首说我们已经派员去过，但是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鉴于当时大家都在集中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