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也是一个选择，还是确认一下比较保险。如果鱼枪没有成功射出的话，贝壳就爆炸不了，也就不会死伤无辜的生物了。根据目前的数据库，发射鱼枪不是难题，但是如果没打中，那我们要怎么控制‘螳螂先生’的下一步行动呢，我们仍然要它攻击吗，还是说直接终止？如果电脑不能同时处理两个大指令，那我们就什么也做不成了，这样就太麻烦了！还是让我们祈祷秃头旅游者不会打偏吧。”

    “那就把这些可能性都考虑在内吧。”我说。

    “那好吧，”博士说，“我们找找有没有展示魔鬼鱼受伤之后十到二十秒内的反应的影片材料，如果找不到，我们就在佛罗里达的水塘内抓一两只魔鬼鱼来做实验，我们或许会得出许多数据，”他伸出食指警告说，“但是，如果最后仍然失败，那么我们将不再尝试任何努力。没人想要这样的结果，但是我得把丑话说在前面：在这里，责任为王。”

    “资料什么时候能出？”

    “两周内。”

    在这期间，卡尔一直在整理我们的资料。与安/拉稀保持联系的是一个名叫安·布拉德的人，他是一个住在哈瓦那的古巴律师，一名共产党员，早在大学时代他就认识了罗兰多·库贝拉。现在按照卡尔的指示，另外一个古巴人（用降落伞夜间进入古巴）将接近安·布拉德并和他进行第一次对话；反过来，安·布拉德又来和安/拉稀谈，现在，我们知道安/拉稀是外交部里面最不高兴的一个，而且他已经准备好考虑海贝计划了。

    现在，卡尔必须做出决定。我们需要提醒库贝拉全面展开行动吗？情报局有一项规定即不能故意牺牲特工，但是，就卡尔这个级别的人来说，可以稍稍忽视这个规定。于是卡尔决定，只要安/拉稀按照指示把卡斯特罗引到指定的地点就行。

    但是，如果这样进行计划，那么我们将会开创牺牲特工的先例。事情一旦传出去，就会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卡尔说：“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抓住。那狗娘养的卡斯特罗都已经准备好用导弹对付我们了，该死的，如果这个计划能成功的话，我会不顾性命亲自去执行。”

    “这能回答刚刚那个问题吗？”我问。

    “你说呢？我们能给这个家伙贴上可牺牲的标签吗？”

    “我们做不到。他又不是一个傻子，他是不可能把卡斯特罗引到我们事先埋伏的地点然后静静地等着厄运降临的。”我说。

    “伙计，你还太年轻，有很多事还不知道，”卡尔说，“如果你给特工提供过多的细节，那么换来的就是他的恐慌，就像罗塞利的人挑选的那个给卡斯特罗送有毒饮料的服务员，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了，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那个服务员的手抖得非常厉害，卡斯特罗一眼就看出事有蹊跷，于是就让服务员先喝一口饮料。由此我想到安/拉稀是不是就是那个在水上表演的人。他还没行动就已经开始索要保障了，他告诉安·布拉德他讨厌卡斯特罗，恨不能和他共赴黄泉。见鬼，这话听起来似乎是他在英勇就义一样。”

    “我们为什么不等等呢？看看tSS能不能成功控制魔鬼鱼。”我说。

    卡尔闷闷地点了点头：“我在好莱坞有一个老朋友，他是欧文·萨尔伯格的好朋友——你知道的，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个著名的制片人。萨尔伯格曾经告诉我的朋友：‘你知道我们有多浪费吗？二十个项目中甚至没有一个会被制作成电影，二十个啊！’里克，我问我自己，我们能做得好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