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绝望是一种精神冒险，人们可能从中得到解救或者永陷其中不能自拔。所以需要有垫脚石，有路可以往上爬，有阶梯的痕迹。当一个人迷失在无尽痛苦的暗流中时，朋友的记忆可能是引导他们走出痛苦的指明灯。在我蹲监狱的那些日子里，没有一个美国朋友出现在我脑海中拉我一把，除了你，唐·爱德华，优雅的绅士，今晚我将以你儿子的教父——大卫的道德责任感向你致敬。”

    他们继续说着，我刚意识到他们邀请我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是我的西班牙语很不错，而两个成年人不能在没有一个听众的情况下以如此“高雅的”方式交谈。阿蒂姆后来谈到监狱，这才是我想听到的。但是，他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矛盾的，一个牢房的食物很丰盛，而另一个牢房的食物则很糟糕；如果是部队领导，则会被安排在单人牢房里，可是不久就会被带回监狱宿舍，领导的待遇也是好一阵坏一阵的；一间牢房与另一间牢房没有任何关系，却遭受频频调换。

    这场“展览会”给我一种墙外满是混乱的感觉。就现在，在古巴，理论与实践一定发生了碰撞，因为监禁的背后没有一个共同目标。

    从阿蒂姆的言语中我发现，监禁初期是他最糟糕的时光。在猪湾之战遭遇惨败时，他努力逃脱追捕，和一个人一起逃到难以被追踪到的赞帕塔沼泽。他说他有办法到达艾斯堪布莱山，就在80英里外，在那里他可以发起一场游击战。两周后，他就集结了一支部队。

    阿蒂姆是卡斯特罗的反间谍机构逮捕到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或许你还不是很了解他的背景，那么让我大致介绍一下吧，希望我的介绍不像塞缪尔·约翰逊说的那样——“无外乎是一个无能且卑鄙的家伙试图画个草图而已。”阿蒂姆是一名毕业于耶稣教学校的精神科医师，未满28岁就投奔驻扎在马埃斯特腊山脉的卡斯特罗。然而，在卡斯特罗胜利后的第一个月，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在共产党政府里的民主渗透者”，于是他开始从事地下运动，没多久就成为被警察追捕的逃亡者。一天早上，他穿着牧师服，在一本掏空了的经书里藏了一把手枪，一大早就走进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随后不久就乘坐洪都拉斯的货船偷渡到坦帕市。你听得没错，他首先是弗兰迪的领袖，然后效力于大部队，然而同时他也成功地保留了他在古巴的地下组织。凭借这样的三重身份，毫无疑问在被捕后会受到不同寻常的审问。

    当然，他遭遇的环境也非同寻常。那片沼泽十分干旱，并且布满了荆棘，淡水很少。在遭受了14天的饥渴后，没有人还能开口说话，他们的舌头都动不了了。阿蒂姆说：“我一直在想，我是争取古巴解放的一员，是上帝的一把利剑。然而在我被捕后，我才意识到上帝更需要的是我的鲜血，我必须做好为古巴的解放事业献身的准备。

    “然而，回到吉隆，他们查看我的日记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其中一个反间谍人员说，‘阿蒂姆，你得为你对我们所做的事付出点代价，也就是一颗子弹的事儿。你是不是想立刻英雄般地死去？那就好好配合，说出美国人背叛了大部队。如果你不协助我们，那么我们会让你死得很难堪。’”

    阿蒂姆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那些人把他押送到哈瓦那，关进一个地下室。地下室的墙上挂满了破旧的被褥，他们把阿蒂姆的内衣撕掉，把他的胳膊腿拴在椅子上，然后打开聚光灯照着他的眼睛，足足审讯了三天。

    并不是所有的审讯官都是暴脾气，偶尔会有人告诉他，他们已准备好仁慈地宽恕那些闹革命的人了，然而这样的人总是会被严厉者代替。审讯官要他盯着聚光灯，所以他看不到任何人的脸。凶巴巴的审讯官说道：“多少无辜的古巴人民因你的虚荣而断送性命。”一个审讯官将一张照片摆在他眼前，阿蒂姆看到了一地的死人，全部是在这三天的连续审讯中丧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