滩上的状况，最好连等待着我们的游击队的地理位置也一并查到，还是我们应该把船推向海里、整个部队再次起航前往东方海岸。如果我是指挥官，我就先派一个人过去，毕竟单独行动更不易引起察觉，而且如果万一受到枪击，也好给我们提个醒。但是巴特勒的决定却与我相反，他下令人船下水，因为目的海岸上等着我们的人群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的大部队，而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寻找他们。

    “军规只有一条，万一开战我们被俘的话，记得毁掉我们的军火。”巴特勒补充说道。

    我回答道：“知道了。”哈维也跟我多次强调过这一点，他甚至还用手抹脖子以示事情的严重性。在我们离开迈阿密之前，哈维还给了我们足够保命的掩护身份——我们是《生活》杂志社的记者，为报道一场突袭才来到古巴，巴特勒是摄影师（他随身携带了一个相机），而我是撰稿人，我们的记者证由JM/AVE某办公室连夜制作出来交到我们手上。如果我们被捕了，野蛮比尔就会联系他所认识的《生活》杂志社的主编，杂志社就会出来解救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掩护身份，对，两个从纽约来的陌生人——弗兰克·卡斯尔和罗伯特·查尔斯，刚落地古巴的海滩上，是船上仅有的两个记者来到国外赌上一把。这个故事并不能百分之百确保我的安全，因为我还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的档案，不知道二者之间能否衔接起来，但是这已经很好了，DGI里面又有谁十分了解《生活》杂志社的内幕呢？

    我一边帮大家把船推向海里，一边脑子里还在勾勒着下一刻的场景。如果真被抓了，我就告诉DGI的人，说我只在迈阿密待了一周就见识到了“土狼”，然后我就向他们描述“土狼”的样子，他们肯定会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审视我的信息是否准确。几分钟之后，我们已经在距离海岸二百多英尺的海上了，努力寻找着地图上那条河流的入海口。我感觉自己像演员一般富有创造力，对我所扮演角色的细微特征把握得十分准确。我的童年故事也是虚拟的：在缅因州的埃尔斯沃斯度过，我的父亲是一个木匠，我的母亲只是一位家庭主妇。我高中就读于埃尔斯沃斯高中，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正式求过学了。DGI肯定不会有埃尔斯沃斯高中的年鉴——如果换作是克格勃或许还会想办法弄到手，但是DGI肯定不会那样做。

    我喜欢套在我身上的虚拟故事，这算是我短时间里最后一次颇有收获的思考了。在沙滩上的一个轻微拐角处，我们看到了那条河，巴特勒肯定地拍拍我的肩膀，就载着我们靠岸了。我们又一次着陆，又一次把船推至矮树下藏在树丛中，然后静静地等待着，聆听着植物生长的声音。

    灌木丛林里没有小路，只有一条小河慢慢流淌着。我们派出一位领航员沿河侦察了好远，才看到河流的第一个弯道，二十分钟之后他返回时，我们见识到了蚊子的厉害。巴特勒给了他驱虫药就让他回去了。

    我们还在等着。我们的暗号是“对比”，回答应该是“无能”，我竖起耳朵听着。“对比——”，说这话的人应该声音嘶哑还是喃喃而语？然而，迎面而来的只有蚊子，我拿出自己的防虫剂，与巴特勒一起使用。他很没耐心等待，于是又拉着我把头伸进那个黑色大袋子研究起地图来了。假设我们第一次靠岸的时候只是错过了半英里，那么我估算出的小山可能就被我们误看成沿着海岸更远的岬角了。我和巴特勒的头在黑色袋子里，两张脸距离只有六英寸，紧张不安地呼吸着，讨论着我们是否没有按照地图显示的线路航行。

    我始终坚持自己的推理，我俩也只好一直缩在袋子里，直到大约十秒之后，我们的领航员带领几个迷路的古巴人沿着小河找到了我们，于是，在岸边的矮树下，我们摸黑向彼此打了个招呼。我想如果真打起仗来，大家该有多兴奋啊。这六个古巴人来到河流的尽头与我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