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部队丢失了大多数的弹药和通信工具，但布拉加号上的供给品还是足够支持我们这群古巴人再战斗两天的，可是现在布拉加号返回吉隆滩的速度极其慢，天亮之前根本到达不了岸边，那也就意味着今天它还是不能卸货。埃斯孔迪多爆炸事件的幸存者的情绪感染了布拉加号上的船员，他们扬言如果美国不派遣护航驱逐舰，他们就要关掉轮船的发动机，不再向岸上的部队提供军需。因为这一点还处于协商之中（我猜是和白宫），所以这艘船只能慢慢航行。

    我不对此事做出任何评论，但如果我亲自蹚了这浑水，那我可能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意志了。菲利普斯解释道，让这些暴动的船员顺利回归的问题根源在于我们获取这艘船的方式——租给我们这些船的加西亚运输公司（办公室设立在哈瓦那、纽约和休斯敦）不仅是一家真挚友好的运输公司，它同时还是古巴最大的运输巨头，显然老板决定叛变卡斯特罗的决心并没有感染到下属船员。

    另一则日记

    佩佩·圣·罗马真是越来越忍受不了现在的局势了，他乘着他那破旧的汽艇出海搜索，希望能够找到供给船。当然，就靠这样一个“气喘吁吁”的马达，只走了六英里却“远得”跟火箭发射一样，佩佩自然什么也做不了，只得回来继续传达无线电广播传来的代码：德洛丽丝，我是海滩，我需要你。我正在寻找你，请回答海滩。

    我忍不住研究这几句话，看起来就像绝望的寻人启事。

    今天天亮之前，我们已经确定无法向滩头阵地输送供给品了，只能等到今天晚上再行动。为了弥补这一损失，肯尼迪总统同意今天晚上派遣六架位于尼加拉瓜的B-26S来歼灭卡斯特罗空军的残余势力。

    然而，我们似乎被诅咒了。今天早上，哈瓦那机场上空一直被低矮的乌云笼罩着。

    当然，这次飞行出击任务已经由总统本人批准，但是周日申请派出战机作战的请求却被驳回，因此大家的情绪都有些别扭。“爱尔兰的哈姆雷特”——这一绰号很适合肯尼迪。而卡贝尔除了周日早上穿着高尔夫球装来过我们办公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同样，大家对比瑟尔也有些怨念。原因就是（我也是道听途说的，而且卡尔和大卫·菲利普斯说的版本还不一样），周日下午比瑟尔和卡贝尔去了腊斯克在国务院的办公室，同他讨论是否需要开展新一轮的轰炸，很明显，腊斯克更关心我们在联合国的局势，于是他给肯尼迪总统打了电话。在电话里，他将卡贝尔和比瑟尔认为需要展开第二次空袭的意见转述给了肯尼迪，并说明他本人不同意二人的意见，于是肯尼迪说他赞同腊斯克的意见。腊斯克就向卡贝尔和比瑟尔转达了总统的意见，并指向了电话听筒。他们两个想要和总统对话吗？显然不想。这事都过去三天了，你还能听见情报之眼里有人在嚼舌根：卡贝尔的反应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但为什么比瑟尔也保持沉默呢？

    我问了我父亲，他很快就给了我回复，他说：“迪克是害怕，他怕如果他太着急发动第二次空袭，那么肯尼迪可能会这样回应：‘如果此次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是否发动第二次空袭的话，那就取消这次行动吧。’”卡尔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男人一生当中总会遇到勃起困难的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孩子，勇敢地将它送进去吧，哪怕只是进去一点点，然后，就向上帝祈祷吧——上帝，请赐予我力量吧！”

    我的父亲——圣马修学院史上最强校长就这样轻轻松松向我灌输了他的性观点，亲身实践了八年，我终于发现验证这条规律的最佳证据，那就是α和Ω的存在。

    1961年4月18日，下午3：00

    罗伯托·阿莱霍的哥哥卡洛斯是危地马拉的大使，他刚刚在联合国做了一个演说，来回应古巴的控诉。我在电视上看到，卡洛斯掷地有声地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