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说来有点复杂。它与我爸妈有关。它涉及大人们，但主要是我爸妈。我爸爸，也就是扛着斯蒂夫的尸体从河边走回来的人，以及我妈妈，她想必是操办这场葬礼的主力。爸爸穿着他的深蓝色西装，妈妈穿棕色天鹅绒裙子，戴奶油色缎领。他俩肩并肩站着，嘴巴随赞美诗开合，我站在儿童队列里，远远看着他们。我感到一阵强烈的、令人作呕的厌恶之情。儿童有时会对大人产生一种突然的厌恶。瞧那大个头，那粗胖体型，那种得意忘形的力量。那呼吸，那粗皮糙肉，那些毛发，那可怕的分泌物。不过我的感觉更糟。而且随之而来的愤怒之情也谈不上尖锐，与自尊毫无关系。与我终于可以弯腰捡起一块石头砸向斯蒂夫·高雷的时候不同，这种感觉无法释怀。它难以理解，也没法说清，尽管过了一阵，它淡化为一种沉重，又减弱为仅剩的一点余味，一种偶尔泛起的味道——一种微弱的、熟悉的疑虑。

    大约二十年之后，1961年，我丈夫安德鲁和我买了一辆全新的汽车，我们的第一辆——也就是说，我俩的第一辆全新的车。一辆莫里斯牛津车，牡蛎色（卖车的人对这颜色有个更动听的叫法）——一辆挺大的小车，有大量空间给我们和两个孩子，六岁的辛西娅和三岁半的梅格。

    安德鲁拍了一张我站在车边的照片。我穿着白裤子、黑色高领毛衣，戴着墨镜。我慵懒地靠在车门上，侧着臀部，以便看起来苗条些。

    “不错，”安德鲁说，“很棒。看起来像肯尼迪夫人。”或许这整片大陆上，所有黑发、还算苗条的年轻女人，穿得比较时髦的时候或者拍照片时，都会被赞美为像肯尼迪夫人。

    安德鲁给我、孩子们、我们的家、我们的花园、我们的远足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拍了好多照片。他冲洗了很多张，仔细贴上标签，寄给他在安大略的妈妈、姨妈和叔叔。他也给我一些照片，让我寄给我爸，他也住在安大略。我寄是寄的，不过没像他那么频繁。安德鲁看到原以为我已寄出的照片还搁在家里，不由得困惑不解，而且很不开心。他一心希望这些记录都传出去。

    那年夏天，我们要展示我们自己，而不是照片了。我们打算从眼下住着的温哥华去安大略，后者我们叫作“老家”，要开新车去。路上开五天，到了待上十天，然后再开五天回来。这还是安德鲁头一次有三周的假期。他在加拿大能源公司法务部工作。

    一个星期六早上，我们把手提箱、两个热水瓶（一个装咖啡，一个装柠檬水）、水果和三明治、图画书和画画本、蜡笔、画板、驱虫剂、毛衣（以防山中寒冷），还有我们的两个孩子塞进汽车。安德鲁锁上房门，辛西娅一本正经地说：“再见啦，房子。”

    梅格说：“再见，房子。”然后她问，“现在我们住哪呢？”

    “不是永远再见啦，”辛西娅说，“我们要回来的，妈妈！梅格以为我们永远不回来了！”

    “我没有。”梅格踢着我的靠背抗议。

    安德鲁和我戴上太阳镜，开车出发了。我们开过狮门大桥，穿过温哥华的主体。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房子、街区、城市，以及——在华盛顿州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交界点——我们的国家。我们横穿美国，沿最北的路线朝东开，在安大略省的萨尼亚会再次进入加拿大。我也说不清选了这条路线是因为横跨加拿大的公路尚未竣工，还是因为我们想要体验那种滋味：开车横跨一个外国，或者说一个有点外国感的国家——想要那种额外的趣味和冒险感。

    我们全都兴致勃勃。安德鲁数度赞美这车。他说，开它的感觉，比开我们的老车，那辆1951年的奥斯汀好多了。后者上坡时速度会可怜地减慢，而且形象像个紧张兮兮的老太婆，安德鲁这么评论道。

    “这辆车的形象像什么呢？”辛西娅问。她听我们说话很仔细，喜欢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