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别有用心似的，我想也确实如此吧。我不是煞费苦心，想控制谈话的方向吗？此外，撇下B夫人是不礼貌的。所以，她对于是什么造成了地震或者数字的历史这类话题的态度（一种不仅漠然，而且不屑一顾的态度）才是值得尊重、最有决定权的。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B夫人。时间是现在，说说B夫人吧。

    昨晚我大约十点才回来。我去参加一个历史学会的会议了，或者说，至少是为组织这个学会而开的会议吧。出席者一共五人，其中两个拄着拐杖。我打开厨房门，看到B夫人的身影嵌在后厅的门廊里——后厅位于诊室与洗手间和房子的前半部分之间。她手上捧了一个盖住的盆，往洗手间走，她完全可以继续走她的，在我进门时路过厨房。那样我可能都不会注意到她。可她中途停下了，站在那里，身子半转向我。她把脸沮丧地一皱。

    哎哟哟，给逮个正着喽。

    然后她疾步朝洗手间走去。

    这是故意的。这种吃惊、沮丧、匆忙的走开。甚至她朝前举着盆子，让我不得不注意它的姿势。全是有意为之。

    我能听到老爸的声音在诊室里隆隆作响，在与一个病人交谈。就算没听到这个，我也能看到诊室的灯亮着，看到病人的车停在门外。如今没人步行了。

    我脱掉外套，上了楼。我所在意的只是不能让B夫人得逞。不要提问，不要得出任何震惊的结论。不要去问你盆里是什么呢，B夫人？哟，你和我爹地在搞啥呢？（不过我可从没管他叫过什么爹地。）我立刻忙着在尚未启封的一只书箱里乱翻起来。我在找有安娜·詹姆森文章的期刊。我答应把它们送给会上除我之外另一个不到七十岁的人。他是个摄影师，对加拿大的历史有点研究。他本想当历史老师，但口吃妨碍了他。这些都是他告诉我的，我们站在人行道上聊了半个小时，却始终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去喝杯咖啡。互道晚安时，他告诉我本想请我喝咖啡来着，但他不得不回家接老婆的班，照料得了疝气的宝宝。

    我找啊找的，倒把整箱书都翻了出来。感觉像是在昔日的废墟中搜寻。我翻来找去的，直到病人离开，老爸把B夫人送回家，上楼用了洗手间，终于上床为止。我这里读一段，那儿看一段的，弄到疲惫不堪，几乎躺在地板上就睡着了。

    然后，今天午饭时，老爸最后总结道：“管他什么土耳其人呢！都是古代历史罢了。”

    我只好开口了：“我想我知道这里是怎么回事了。”

    他抬起脑袋，还喷了一下鼻子。他确实这么干了，像匹老马似的。

    “你知道了，是吗？你以为你知道了什么？”

    我说：“我不是在指责你。我并没有反对啊。”

    “是吗？”

    “我赞成堕胎。”我说，“我相信它应当是合法的。”

    “这个词你在这个家里不许再提了。”老爸说。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家里可以说什么由我说了算。”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嘛。”

    “我明白你嘴巴太大。你是个大嘴巴，脑瓜又不够使。教育太多，常识太少。”

    我仍旧不死心。我说：“应当让人们知道。”

    “是吗？知道和闲扯可不是一回事。你给我牢牢记着。”

    我们这一天其余时间都没说话。我为晚饭做了通常的烤肉，我们默默吃着。我觉得这对他来说一点也不难。到目前为止，我也这么觉得，因为一切都显得那么愚蠢、那么过分，而且我在生闷气，不过我不会永远保持这种心情，我迟早会道歉。（你对此想必并不意外吧。）看起来真是我离开的时候啦。

    昨晚那个年轻人告诉我，他觉得放松的时候，就不会口吃。比如和你说话的时候，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