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练习簿只剩封面和封底。然后我又买一本，再次开始。重复着循环——激动和绝望、激动和绝望。简直就像每周都悄悄怀孕，旋即流产一样。

    不过，不完全是悄悄的。切斯知道我大量阅读，试着写作。他丝毫没有劝阻我。他觉得这是件合情合理的事，我大有可能学会。写作需要练习，但总归可以掌握，就像打桥牌打网球。我才不会为了这种混为一谈的信心谢谢他呢。它实在只是让我的灾难显得更为可笑。

    切斯在一家食品批发行工作。他曾经想当历史教师，但他爸劝他，教书养不起老婆，过不了日子。他爸帮他弄到这个工作，提醒他一旦进了这行当，就别指望再得到什么帮忙。切斯并没指望那个。我们婚后头一个冬天，他每天起早贪黑地上班。他干得很卖力，从不多想这份工作能否满足他可能有过的任何兴趣，或者是否具有他曾经推崇过的任何意义。意义当然是没有的了，仅仅只是为了让我俩过上有割草机和电冰箱的生活——这种我们相信我俩都不感兴趣的生活而已。我要是仔细想想，真该对他的逆来顺受惊叹不已。他这种愉快的，你甚至可以说是勇敢的逆来顺受。

    不过当时，我觉得，这是男人该做的。

    我出门给自己找活儿干。要是雨不太大，我会去药店买份报纸，一边喝咖啡，一边读报上的广告。然后哪怕还下着小雨，我都会坚持步行去招聘女服务员、女售货员或者女工的地方——任何不需要打字技能或者工作经验的地方。要是雨太大，我就搭公共汽车。切斯说，我应当总是坐车去，不要为了省钱而走路。他说，我省钱的时候，别的女孩没准已经抢先弄到那份工作了。

    其实那正是我暗暗希望的。对于这种结果，我从来不曾真正失望。有时，我会在到达目的地后，在人行道上站一会儿，看看有大镜子和浅色地毯的女装店，看看从招聘档案员的办公室里蹦蹦跳跳跑下楼吃午饭的女孩子们。我甚至都不会进门，因为我知道我的头发、指甲，还有穿旧的平底鞋，都会让我毫无机会。我对工厂也没什么信心——我能听到大楼里开动的机器的噪音，它们灌着软饮料，或者包装着圣诞饰品，我看得到谷仓一般的天花板上挂下的光秃秃的灯泡。我的指甲和平底鞋在这种地方倒不成问题，可我的笨拙和蠢相准会招来斥骂和嚷嚷（透过机器噪音，我能听到吼叫训斥的声音）。我会遭羞辱、被开除。我觉得自己甚至连学会操作收款机都做不到。我对一位饭店经理直言了这一点，他本来好像真的想雇我了。“你觉得你能学会它吗？”他问。我回答说不能。他好像从没听人这么说过。我想我不可能学会什么，至少不可能很快地、在公开场合学会。我会手足无措。我唯一能够轻易掌握的，只有诸如三十年战争的曲折过程这类玩意儿。

    当然了，事实是，我不必这么做。切斯养着我，我们维持着基本的生活水准。我不必逼自己走进外面的世界，因为他已经这么做了。男人没选择。

    我想，或许我可以对付图书馆的工作，因此也去那里打听，虽说他们没登广告。一个女人把我的名字登上一份名单。她对我很礼貌，但并不热情。之后，我去了各家书店，专挑看起来没配备收款机的那种。越没人气、越杂乱越好。店主们都坐在桌边抽烟或打盹，二手书店里常常还有一股子猫味儿。

    “我们冬天一般不怎么忙。”他们回答。一个女人建议我到春天再来看看。“尽管我们那时候通常也不怎么忙。”

    温哥华的冬天不同于我所知道的任何冬天。没有雪，连类似冷风的东西也没有。中午时分，在市中心，我可以闻到像是焦糖的味道——我觉得必定是电车轮胎发出的。我沿黑斯廷斯大街步行，这里不会有别的女人在走路——这儿也只有酒鬼、流浪汉、可怜的老人、懒洋洋的中国人。没人对我说粗话。我走过仓库，走过杂草地，四下空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