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完全结冻了。湿地橡树和枫树把阴影投射到明亮的雪地上，像栏杆一样。

    菲奥娜说：“啊，想起来了。”

    格兰特说：“我也在想那件事。”

    “只不过是在月光下面。”她说。

    她说的是那次他们在夜里出去滑雪，在满月下，滑过布满黑色条纹的雪地，这个地方你只有在深冬才能进入。他们听到树枝在严寒中开裂的声音。

    那么如果她能够生动准确地记得那些，她又会有什么大问题呢？

    他努力控制才没有掉头开回家。

    院长还向他解释了另一条规则。新病人第一个月不允许接受探访，大多数人需要这段时间来安定下来。这条规则实施以前，人们请愿，哭泣，发脾气，甚至那些自愿来的人也是如此。到了第三天或第四天，他们开始后悔，请求回家。有些家人会受影响，会把病人带回家，可情况并未好转，六个月甚至短短几周之后，所有的麻烦又会重新上演。

    “然而我们发现，”管理者说，“如果他们独自留下，通常最后会像糊涂虫一样快乐。你实际上要哄着他们上车去城里，要他们回家看看也是一样。那时再带他们回家就完全没问题了，待上一两个小时——他们还会担心赶不回来吃晚餐呢。草地湖就是他们的家了。当然，不包括那些住在二楼的，我们不能让他们离开。那太困难了，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我妻子不会去二楼的。”格兰特说。

    “不会，”管理者若有所思地说，“我只是需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把一切都说清楚。”

    他们几年前去过草地湖几次，去看法卡先生，一个老单身汉农场主，他们以前的邻居。从本世纪初起，他就一直独自住在一座通风良好的砖房里，除增加了冰箱和电视，其他都一成不变。隔上一段长短恰当的时间，他就会来拜访格兰特和菲奥娜，事先也不打招呼。他喜欢讨论他阅读的书——关于克里米亚战争、南极开发或火器的历史。但是他去了草地湖以后就只谈论那里的日常情况，让他们觉得他们的探望尽管令人愉快，对他来说却是一种社交上的负担。菲奥娜尤其讨厌到处弥漫的小便和漂白剂的气味，讨厌低矮阴暗的走廊和那些草草摆在走廊壁龛里的塑料花。

    现在那个建筑不见了，尽管它是五十年代才建造的。就像法卡先生的房子一样消失了——那座房子被那种华而不实的城堡式建筑代替了，成了某些来自多伦多的人的周末度假屋。新草地湖是一座通风良好的带拱顶的房子。空气中充满了宜人的松香，很多真正的绿色植物从巨大的瓦罐里伸出来。

    尽管如此，在不能见到她的这漫长难挨的一个月里，格兰特还是想象着菲奥娜在那座旧楼里。他想，那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日子——比他和母亲去拉纳克郡看望亲戚的那个月还要长，那时他十三岁；比杰姬·亚当斯和家人去度假的那个月还要长，那时他们就要确定恋爱关系了。他每天给草地湖打电话，希望找到那个名叫克里斯蒂的护士。她似乎对他的频繁来电感到好笑，但是她给他的报告比别的护士要充实。

    菲奥娜感冒了，对于新来的人这并不罕见。

    “就像小孩子开始上学一样，”克里斯蒂说，“他们会接触一批新的细菌，一段时间内什么病都可能染上。”

    然后感冒好些了。她不用抗生素了，似乎也不像刚来的时候那样迷糊了。（这是格兰特第一次听说抗生素和迷糊的事。）她的胃口不错，她似乎喜欢坐在日光房里，也喜欢看电视。

    旧草地湖让人无法容忍的一件事是到处都开着电视，不管你坐在哪里，电视都会扰乱你的思路和谈话。一些牢友（那时他和菲奥娜就是这样称呼那些人的，而不是称之为住客）会抬起眼睛看着电视，有些人对着电视说话，但大多数人只是坐着，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