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自我或耻辱的生活。

    我现在住在多伦多一座房子的二楼。房主住在楼下——是几十年前从特立尼达岛搬来的。整条街都是古老的砖房，有阳台和高而窄的窗子，以前是循道宗和长老教会会员们的家，他们的名字叫作亨德森、格里沙姆、麦卡利斯特，到处都是橄榄色或棕色皮肤的人，即便会说英语，也会带陌生口音。空气里始终弥漫着他们辛辣而甜腻的食物的气味。对这一切我都欣然接受——这让我感觉我真的彻底变了，完成了摆脱婚姻禁锢那漫长而必要的旅程。但是指望我只有十岁和十二岁的女儿们有同样的感觉，那是太奢求了。我是春天离开温哥华的，她们暑假一开始就来了，打算待上两个月。她们觉得街道的味道很恶心，噪音很恐怖。天气炎热，即便开着我买来的电风扇，她们还是无法入睡。我们不得不开着窗户，而后院的派对有时会持续到凌晨四点。

    游科学中心、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博物馆和动物园，在百货商店有冷气的饭店里吃饭，乘船游多伦多岛，这些都不能弥补她们没有朋友的缺憾，或者让她们接受我所提供的这个四不像的家。她们想念她们的猫。她们想要自己的房间，让她们感到自由自在的住地，悠闲地待在家里消磨时光的感觉。

    有一阵子，她们没有抱怨。我听到大的对小的说：“让妈妈认为我们很开心。不然她会伤心的。”

    最后终于爆发了。各种各样的指责，痛苦的告白（甚至把痛苦夸大，我想这种痛苦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而导致的）。小的哀号着：“为什么你不能住在家里？”大的痛苦地告诉她：“因为她憎恨爸爸。”

    我给丈夫打电话——他也问我同样的问题，而且给出了几乎相同的回答。我改签了机票，帮孩子们收拾行李，带她们去机场。一路上我们玩愚蠢的游戏，是老大教的。选一个数字——27，42——然后朝窗外看，数到第27或第42个你看到的男人，或是无论什么人，那就是你命定的结婚对象。当我独自一人回到家，我搜集起所有她们留下的东西——小的画的一张漫画，大的买的一本《魅力》杂志，各种她们可以在多伦多穿戴而不能在家里穿戴的首饰、衣服，统统塞进了垃圾袋。每次想到她们，我几乎都会做同样的事情——禁止自己思考。有些痛苦我可以承受——和男人有关的痛苦。而其他的痛苦——那些和孩子有关的痛苦——是我不能承受的。

    我的生活又恢复到她们没来时的样子。我不再做早餐，每天早上去意大利食品店买咖啡和新鲜的小面包。想到远离家务，我感到陶醉。我以前没有留意，现在注意到每天早上坐在窗前或人行道桌子旁边的人们脸上的表情——对他们来说，这绝不是令人羡慕的好事，而是孤独生活的陈习。

    然后回到家，我会坐在窗边的木桌前，写上几个小时，窗外原来是阳台，现在改成了临时厨房。我希望靠写作维持生计。太阳很快晒热了小房间，我大腿的后面——我会穿短裤——黏在了椅子上。我可以闻到吸收了我的脚汗的塑料凉鞋那独特的、甜丝丝的化学气味。我喜欢这种气味——那是我勤奋的气息，我希望也是我成就的气息。我所写的并不比我在原来的生活中写的好，那时候，锅上煮着马铃薯，衣物在洗衣机里一圈一圈砰砰转着。我只是写得多了一点，也没有变得更糟——如此而已。

    晚些时候，我会洗个澡，可能去见某一个女性朋友。我们在女王街或者鲍温街或者布朗威克街的小餐馆前面的路边桌子旁喝酒，谈论我们的生活——主要是我们的情人，但是我们觉得说“情人”让人恶心，所以就称之为“和我们交往的男人”。有时，我会去见和我交往的男人。孩子们和在我一起的时候他便被放逐了，尽管我破坏了两次规则，把女儿们留在了冰冷的电影院。

    离婚前我就认识这个男人，他是我离婚的直接原因，尽管我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