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会有所不同吗？事实是，她母亲活着的时候和他一样不知所措。当锁在房间里的十几岁的女儿爬出窗子，滑到阳台顶棚，被几辆车的男孩子们接走时，她只能坐在厨房里哭泣。

    房子里充满被无情抛弃和欺骗的感觉。他和妻子当然都是善良的家长，却被玛塞尔逼到绝路。当她和一个飞行员私奔时，他们还希望她最终会没事。他们对那两人慷慨大方，就像对最体面的年轻夫妇一样。但是一切都终成泡影了。他对乔安娜·帕里同样慷慨，而她也这样背叛了他。

    他走到镇上，去旅馆吃早餐。女招待说：“您今天好早啊。”

    她给他倒咖啡时，他告诉她说，管家没有提前打招呼就无缘无故走掉了，非但不打招呼就撂挑子不干了，还带走了属于他女儿的一车家具。它们现在应该属于女婿，但实际上不是，那是用女儿陪嫁的钱买的。他告诉她，女儿如何嫁给了一个飞行员——一个相貌堂堂、花言巧语的家伙，一点儿也不可靠。

    “对不起，”女招待说，“我想和您聊天，但人们还等着我上早餐呢，失陪了——”

    他爬上楼梯来到办公室，桌子上摊开的是昨天他研究的旧地图，他努力找出乡下第一处墓地（他认为在1839年已经荒废了）。他打开电灯坐下，但是发现自己无法集中精力。经过女招待的责备——他认为是责备——他吃不下早餐，也不能享受他的咖啡了。他决定出去散散步，让自己平静下来。

    平时他会一边走，一边和人们打招呼并随便聊上几句，今天他却发现自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一旦有人问他今天早上如何，他就开始以一种异常的，甚至丢脸的方式讲述他的悲哀。就像女招待一样，人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们点头，搪塞推诿几句，便找个借口离开了。今天早晨也不像平常的秋天早晨那样，等雾散去后天气便会暖和起来；他的夹克不够保暖，于是他走进商店里去避寒。

    认识他最久的人最沮丧。他从来都是含蓄的、彬彬有礼的绅士，他的思维属于其他时代，他的礼节是对自己特权的委婉歉意（有点儿可笑，因为特权大多存在于他的回忆，别人不清楚）。他是最不可能申诉冤屈或请求同情的人——即使是妻子、女儿去世时也没有这样——可是现在，他拿出一些信，问这个家伙三番五次从他这里拿钱是不是可耻的事情，甚至在他再次对他表示了同情的现在，这个家伙还和管家串通偷窃了家具。有些人以为他是在说自己的家具——他们以为老人的房子里连床和椅子都没有了。他们建议他去警察局报案。

    “没用的，没用的。”他说，“你怎么能从石头里榨出血来呢？”

    他走进修鞋店，和赫尔曼·舒尔茨打招呼。

    “你还记得这双帮我换了鞋底的鞋子吗，我在英国买的？四五年前你重新上的鞋底？”

    店铺像个山洞，不同的工作场所都挂着带灯罩的灯泡。通风很糟糕，但是这些男人的气味——胶水、皮革、鞋油、新割下来粘好的鞋底和腐烂的旧鞋底——让麦考利先生觉得很舒适。这是他的邻居赫尔曼·舒尔茨，一个没什么文化，但技术熟练，戴眼镜的工匠，弓着腰，一年到头都在忙碌——钉牢铁钉，敲弯钉头，用灵巧的弯刀把皮革割出想要的形状，用小型圆锯似的工具割毛毡。缓冲垫发出刮伤的噪音，砂纸轮发出尖利刺耳的摩擦声，工具刃上的金刚砂磨石则发出机械昆虫一样的鸣响，缝纫机极其卖力而有节奏地在皮革上打着孔。所有的声音、气味和准确的动作都是麦考利先生多年来所熟悉，但是以前从来没有分辨过或思考过的。现在，赫尔曼穿着发黑的皮围裙，手上拿着一只靴子在整理着、微笑着、点着头，麦考利先生目睹了这个人在这个洞里的全部生活。他想表示同情、羡慕或某种他不太明白的情感。

    “是的，我记得，”赫尔曼说，“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