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明白吧？”

    “哦，想象。”妈妈说。

    “你用不着说得像他在帮我的忙似的，我可以告诉你，有很多人的想法和你恰恰相反。”

    “什么时候我开口说话你不会生气呢？”妈妈温和地说。

    星期六晚上，我和克莱尔习惯从侧门溜进屋，在高高的老式厨房里煮咖啡，做点东西吃。我们尽量蹑手蹑脚，潜行无声，简直像两个放了学的孩子。然后，我们就踮着脚尖从后楼梯到克莱尔的房间去，打开电视，这样她就会以为他一个人在家看电视。要是她叫他，我就一个人躺在大床上看节目，或者看看墙上的老照片——他高中的时候是曲棍球队的守门员。胖胖穿着她的毕业典礼服。他、胖胖和他们的朋友度假的照片，我不认识这些朋友。要是他在老太太那儿耽搁的时间太久了，我就会在电视机声的掩护下悄悄下楼继续喝咖啡。（我从来不喝更烈的东西，那些东西都留给克莱尔。）借着厨房微弱的灯光，我走进餐厅，拉开抽屉看老太太的亚麻布，打开陶瓷柜、银具柜，感觉像个贼。不过，我觉得，既然这些事儿并非我必须做的，为什么我不能享受这种乐趣，不能拥有麦奎恩的名字呢？我们约会不久，克莱尔就说：“嫁给我。”我说：“别烦我，我还不想考虑结婚。”他就放弃了。经过这些年，我自己提出来，他似乎颇为愉悦，说：“嗯哪，像我这样的老野牛，没几人有机会听到一个漂亮姑娘说想嫁给自己。”我想，等我结婚以后，再进金氏百货商店，要把霍斯先生支使得的溜乱转，一路小跑侍候我，这个老粗脖子。我倒不是不想好好治治他，但是我得克制，这是个品位问题。

    “我把明信片拿走了，放在我的盒子里。”我和妈妈说，“另外，我觉得，我们最好各自去午睡，这是打发这个下午的最好办法。”我上楼去换了睡衣（中式绣花，克莱尔的礼物）。我往脸上涂了护肤霜，拿出我存放明信片、信件和其他纪念品的盒子，把明信片和他往年从佛罗里达寄来的明信片放在一起，还有一些是从班夫、贾斯珀、大峡谷、黄石国家公园寄来的。然后，我就随便翻翻我上学时的照片、成绩单，还有《比纳佛》节目表，这是高中时学校的演出，我在戏里演女主人公，叫什么名字来着，总之是舰长的女儿。我记得克莱尔在街上碰到我，还赞美了我的歌声，说我看上去有多么多么漂亮，我对他小小地卖弄了一下风情，因为他对我来说太老了，卖弄风情很安全。一调完情，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我感觉称心如意。要是我知道之后要发生的事情，我会觉得意外吗？那时候，我甚至还没有遇见泰德·福吉。

    只要看见信封，我就知道是他的信。我从来没有重读过。仅仅因为好奇，我又打开了看。我通常讨厌用打字机来写信，因为感觉这样没有私人的接触。不过，今天晚上实在是太累了，陌生环境的一切都给我压力，我希望你能原谅我。打字机打的，或者手写的信，我以前习惯据此判断有没有爱，如果这种感情能称之为爱的话，它强烈到几乎足以令我崩溃，让我晕厥。泰德·福吉当了六个月的朱比利广播电台播音员，大概正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妈妈说他对我来说年龄太大了。她可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克莱尔。可是，那时候，他也不过二十四岁。他在一家结核病疗养院待了两年，所以显得比实际年龄大。我们常常去爬沙勒维山，他对我说当死亡和他面面相觑时，他是如何活了下来。他明白亲密关系的价值，但是他能得到的，却只有孤独。他说，他想把脑袋靠在我的腿上哭泣，但是每一回他真正做的可不光是这个。他离开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梦游者。我只有下午的时候才起来，腿轻飘飘的，去邮局开邮箱，看看有没有他的信。除了这一封，从来没有。地点也让我烦恼。沙勒维山，电台，王后酒店的咖啡店。我不知道在这家咖啡店里度过了多少辰光，脑海里不断地温习我们曾经有过的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