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闻到剃须液的味道。想到他刮胡子，脸上和其他男人一样长胡子，裤子里有那个东西，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想象它蜷缩着，潮湿柔软。他对我甜甜地微笑，有理智地谈话；他能看出我在想什么吗？疯狂一定有某种秘密，某种天赋的成分，某种我不知道的东西。

    他在给我讲老鼠，它们甚至拒绝吃白面粉，因为里面有漂白剂，化学物质。我点头同意。越过他的头，我看见福克斯先生从《先驱导报》大楼后门出来，把废纸篓里的东西倒到焚化炉里，沉重缓慢地走回去。后墙上没有窗子，有些痕迹，破损的砖，一条呈对角线蔓延的长长的裂缝，从中间稍上边一点开始，直到靠近柴恩威商店的墙角处。

    十点钟银行开门，对面街上的加拿大商业银行和自治银行。十二点半，公共汽车经过城市，从伦敦的欧文湾向南开。如果有人乘车，海因斯饭店前会挂起旗子。

    博比·谢里夫谈到老鼠和白面粉。他妹妹的头像悬挂在高中的大厅里，靠近发出嘶嘶声的饮水喷泉。她的脸固执，无动于衷，向下稍微倾斜，所以影子落在眼睛上。人们的生活，在诸伯利和其他地方一样，枯燥简单，却又不可思议和深不可测——铺着厨房油毡的深深的洞穴。

    那时我从没有想到，将来我会对诸伯利这样贪婪，就像克雷格叔叔对詹肯湾一样贪婪，误入歧途地写他的历史。我想把事情写下来。

    我试图列出名单。主街上下所有店铺的名单，主人、家人的名单，墓地石碑上的名字和下面的刻字。1938年到1950年莱森戏院上映的电影清单，大致而言。纪念塔上的名字（一战多过二战）。街道的名字和它们的排列式样。

    对这些任务的准确性的希望是疯狂的，令人心碎的。

    没有什么名单可以包括我想要的，因为我想要的是最后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层话语和思想，树皮或墙壁上的每一道光，每一种气味，坑洼，痛苦，裂缝，错觉，静止地聚拢在一起——灿烂，持久。

    目前，我还不太指望这个城市。

    博比·谢里夫留恋地对我说着话，拿走我手上的叉子、餐巾和空盘子。

    “相信我，”他说，“祝你好运。”

    然后他做了对我做过的唯一特别的事情。他手里拿着那些东西，踮起脚像跳舞的人一样，像一个丰满的芭蕾舞女。这个动作，伴随着他优雅的微笑，似乎是一个笑话，与其说和我分享，不如说为我表现，它似乎有一个简明的含意，程式化的意思——一个字母，或一个单词，在我不认识的字母表里。

    人们的愿望和他们的奉献，是我想当然接受的东西，令我有点儿心烦意乱，似乎它们从来就不是我应得的。

    “好的。”我说，没有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