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上会不断地对我说：“你们那个寄宿的女人怎么样了？没有爱人的生活如何？”我会解释说那是一部歌剧的片段，翻译过来的，她们就会大叫：“哦——是吗？我们还一直在为她感到难过呢！”

    母亲希望她的派对会促使别人也举行这类的聚会，但是没有，或者有，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她们继续举办桥牌会，母亲说那是愚蠢、势利和假充内行。她渐渐放弃了社交生活。她说考特太太是个无知的女人，一次知识测试中竟然不清楚尤利西斯·恺撒是何许人——她还以为是希腊人呢——还犯了语法错误，混淆主格和宾格——附庸风雅的人经常犯这样的错误。

    冬天，她加入了“伟大图书”讨论组，在市政厅会议室隔周星期二聚会。除了她，小组还有五个人，包括一个退休的医生，库伯医生，他表面很虚弱和谦恭，实际上却傲慢专横。他头发纯白，柔软，戴着宽领带式的围巾。他妻子在诸伯利住了三十多年了，几乎还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或者哪条街在哪里。她是匈牙利人。她有时会告诉人们她的名字，很华丽，像浅盘上的鱼，泛着银色光泽，鳞状的音节完整无缺，但是没有用，全城没有人能发出那些音来，更不要说记住了。开始时母亲很喜欢这对夫妇，一直想结识他们。应邀去他们家时欣喜若狂，看着他们在希腊度蜜月的照片，喝红酒，以免冒犯他们——虽然她不喝酒——听他们在诸伯利经历过的可笑而恐怖的事情，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和知识分子。她的这种敬意一直坚持过了《安提戈涅》，到《哈姆雷特》时感到有点泄气了，在和《资本论》之后变得越来越黯淡悲观。好像任何人都没有思想，除了库伯夫妇自己；他们懂得的东西更多，他们见过希腊，听过h．G．威尔斯的讲座，他们总是正确的。库伯夫人和母亲意见不统一，她搬出母亲没有读过大学的事实，只念过——母亲模仿她的口音——落后的高中。母亲评价了他们讲给她的故事，确定他们有迫害综合征（“那是什么？”弗恩问，因为这类词汇刚开始流行），甚至可能有一点儿精神错乱。当时她没对我们提过，他们的房间里有股难闻的气味，喝了那红酒之后她不得不使用的厕所，也让人感到恐怖，满是黄色的浮渣。你从不清洗厕所，读柏拉图又有何益？母亲问完这话，又转到诸伯利的价值观上来。

    第二年她不再去读书小组了。她报名参加了西安大略大学开办的叫作“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的函授课程，她还给报纸写信。

    母亲没有放弃任何事情。我们知道，母亲的目标，虽然有时会有一点儿模糊，或者转移，她仍然保持着更年轻的自我，奋发而充满希望；过去的场面会突然出现，像幻灯片一样，投射在当前的混乱背景上。

    一开始，一切的一切的开始，出现的是那座房子。在一条长长的小巷尽头，有铁丝栅栏，两边都有松弛的铁丝窗格，在田野中间，那里的石头——寒武纪前地盾的一部分——像骨头从肉中支出来一样伸出泥土。我从来没在相片里见过的房子——也许它从来就没有照片——也没听母亲描述过，只有一次，她以不耐烦的平淡语气说起：“那只是一间木屋——从来没有粉刷过。”尽管如此，在我脑海里，它就像在报纸上见到的一样普通——所有木屋中最光秃、黑暗和高大的一间，简单而熟悉，却有可怕的东西在里面，围困着恶魔，就像发生过谋杀案的房子。

    而母亲，那时只是一个叫艾迪·莫里森的小女孩，我想一定是又瘦又高，留着短发，因为她母亲要确保她没有虚荣心，放学后会走长长的令人担心的小路回家，硬邦邦的午餐桶敲打着她的腿。难道不是在十一月，地面冻得硬邦邦，污水坑上的冰裂成碎片，枯草从铁丝上耷拉下来？是的，树林就在附近，幽灵般怪异，奇怪的断续的风把一条条树枝卷起。她会走进房子，发现火已经熄了，炉子冰冷，盘子和煎锅里凝固着男人们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