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辨认的节奏；低低的山丘，灌木丛生的山谷，沼泽，树林和田野。高大的榆树，各自耸立，每一棵都显露出清晰完整的形状，注定毁灭，但是这一点我们也辨识不出。它们像微微展开的扇子，有时也像竖琴。

    在四号高速公路上，从三英里外的高处就能望见诸伯利。中间是河滩，每年春天都有洪水泛滥，瓦瓦那什河隐藏的河湾，河上的桥漆成银色，悬在黄昏里，像一个笼子。四号高速公路也是诸伯利的主街。我们可以看见邮电局和市政厅的塔楼彼此相对，市政厅异国情调的塔里藏着有传奇色彩的钟（战争开始和结束，有地震或大洪水时都会鸣响），邮电局的钟楼四四方方的，事实上很是实用。城市几乎等距离分布在主街两边。我们回来的时候，街灯勾勒出它的轮廓，差不多像一只蝙蝠，一只翅膀微微翘起，翅膀尖上支撑着没点灯的朦胧的水塔。

    母亲决不会什么都不说就放这幅景色过去。“那是诸伯利。”她可能只是简单地这么一提，或者说：“哎呀，那边是大都会了。”或许模糊地引用一首诗歌，大概是说离开与回归都是通过同样的门。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不论它们是令人厌烦的讽刺，还是充满真正的感恩之情，诸伯利还是出现在我面前了。仿佛没有她的默许，她的接纳，这些街灯，人行道，荒野中的堡垒，这座城市或公开或秘密的模式——一个庇护所和一个神秘的所在——就不会存在。

    我们的历险和归途，还有世界，都被她的这种神秘骇人的权威所笼罩，对此我还无计可施。

    母亲在城里租了一套房子，我们九月到六月住在那里，夏天才回到弗莱兹路尽头的房子。父亲来吃晚饭，在这里过夜，直到下雪的季节；那以后，如果可能的话，他就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半天待在这里。

    我们租的房子在河水街尽头，离火车站不远。它是那种看起来比实际要大的建筑；有高而倾斜的屋顶——二楼是木头的，一楼是砖的——饭厅有凸出的窗子，前后都有走廊；前走廊有一个多余的小阳台嵌进屋顶，实际上是无法进入的。房子的所有木制部分都漆成灰色，很可能是由于灰色比较耐脏，不像白色那样要经常重新粉刷。天气暖和的时候，楼下的窗子上安装有遮阳篷，有条纹的那种，已经褪了色；这惨淡的灰色和倾斜的阳台令我想到海边——阳光，还有风中坚韧的草。

    不过这是一套城里的房子；它的一切让人联想到休闲时光和仪式礼节，那是在弗莱兹路不可能有的。有时我会想起我们的旧房子，它扁平苍白的前脸，厨房门口的水泥台阶，带着被遗弃的、有些负疚的隐隐的痛苦，就像你想起你不再喜欢与其一起玩乐的祖父祖母。我怀念河水和沼泽就在近旁，还有冬天极寒肆虐，大风雪把我们关在房子里就像躲进诺亚方舟。但是我喜欢秩序和完整，错综复杂的城市生活，这些只有局外人能看得出来。冬天下午从学校回家，我感觉整个城市都围绕着我，所有的街道，河水街，曼森街，约翰街，维多利亚街，休伦街，还有奇怪的喀土穆街；克拉女士时装店橱窗里薄纱的晚礼服像淡淡的番红花；浸礼会乐队在教堂地下室中唱着“荣光中写下一个新的名字，那就是我，我的名字！”塞尔利特商店笼中的金丝雀，图书馆里的书，邮电局里的信件，翻印的奥利维亚·哈维兰德和埃尔罗·弗林的照片，莱森戏院外的女装——所有这一切，仪式与消遣，脆弱和鲜亮，都编织在一起——这就是城市！城市里有度假的士兵，穿着卡其布制服，散发着莫名的野蛮气息，好像燃烧的味道；有漂亮耀眼的姑娘，每个人都知道她们的名字——玛格丽特·邦德，桃乐茜·盖斯特，帕特·蒙蒂——而她们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除非她们愿意知道；我看着她们从高中走下坡来，穿着皮毛镶边的天鹅绒般光滑的靴子。她们一起走着，散发出光芒，像夜晚的灯火一样，映得她们看不到世界其他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