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东西掉在了地板上。

    我只找到一句话说：“你已经晒黑了。”

    “晒黑太容易了。”她回答。

    一开始是找我们的不同之处。我们讨论后发现，她晒了变黑，而我晒了就会长雀斑。我们的头发都是褐色的，不过她的颜色深一点。她的头发是波浪形，而我的头发则茂密如树丛。我比她高半英寸，而她的手腕和脚踝粗一些。她的眼睛偏绿，而我的眼睛偏蓝。我们一直热衷于观察彼此的不同之处，甚至把后背的痣和能看见的雀斑都列在了表格里，还有第二根脚趾的长度（我的第二根脚趾比大脚趾长，她的则短一些）。我们详细地回忆了从小到大得过的病，种种意外事故，身体有没有什么部位修补或切除过。我们两个的扁桃腺都摘除了——在那个年代，这是种普遍的预防手段——我们都得过麻疹、得过百日咳，都没得过流行性腮腺炎。我拔过一颗上犬齿，因为它挡住了其他的牙。她的拇指被窗户夹过，所以半月痕不完整。

    我们把身体的历史和特征都整理完了以后，就开始讲故事——家族的戏剧性事件、故事，以及区别所在。她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孩。而我是唯一的孩子。我有个姑姑，高中的时候死于脊髓灰质炎。她有个哥哥加入了海军。那是战争年代，所以我们在营火晚会上会唱《永远的英格兰》、《橡树之心》、《统治吧，不列颠尼亚》，有时候会唱《永恒的枫叶》。我们生活的背景，是空袭、战争、沉船，虽然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每天都在发生。每隔一段时间，不远的地方也会有那么一回军事袭击，很吓人，又很庄严、很刺激。要是我们镇或同一条街的某个男孩死了，他住的房子就算没有挂花圈，没有黑色的布帘，也会有一种特殊的沉重气氛。使命完成，尘埃落定。尽管房子里可能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也许只是门口路边停了一辆陌生的车，表明有亲戚来，或者是牧师来这个失去亲人的家里坐一坐。

    夏令营的一个辅导员在战争中失去了她的未婚夫。她佩戴着他的表。我们认定是他的表，就别在她的外套上。我们倒是愿意为她难过，关心她，不过她嗓门尖利，颐使气指，连名字都让人讨厌。阿尔瓦。

    我们生活的另外一个背景是宗教。在夏令营，这个背景本来应该要强调的。不过，因为是加拿大联合教会负责这里，所以不像浸信会或圣经基督教会那么喋喋不休，也不会像罗马天主教会甚或英国国教会，有那么多正式的认可仪式。大部分女孩的父母都属于加拿大联合教会。不过那些由教会付钱的女孩子，可能不属于任何教会。联合教会用的是它最为亲切的民间方式，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对我们的要求只有晚上祈祷，吃饭时唱圣歌，还有每天半小时的特殊谈话。这种谈话就叫聊天，早餐以后的聊天。不过，即便是聊天的时候，也很少提上帝或是耶稣，说得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诚实品质、友好性情、纯洁思想，要我们承诺长大以后不抽烟、不喝酒。没有谁对此提出过异议，也没有人中途退场，因为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谈话，而且温暖的阳光下，坐在长椅上也蛮舒服的，一大早，我们还不想跳进水里，都嫌冷。

    我和沙琳的这些事儿，即使是成年的女人也会做。也许她们不会互相数后背上的痣，不会去比较脚趾的长度，不过当她们相遇，感觉到彼此之间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惺惺相惜时，她们也会感觉到需要，需要了解重要的信息、重大的事件，不管那些事件是公开的还是私密的，以此填满两人之间的所有空白之处。如果她们感觉有这样的温暖和渴望，那么她们几乎不可能厌倦。不管说的是什么琐事和傻事，她们都会一起笑，也会笑她们揭露的自私、欺骗、吝啬，以及纯粹的恶。

    当然，一切都需要非凡的信任。不过，这种信任的建立，可以只在片刻之间。

    我曾经观察过。围坐在营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