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里面还关着另外两名妇女。知道吗？我们一滴眼泪都没有流，毫不慌张，因为我们早就知道，既然干地下工作，必然会有这样的命运在等待我们，所以我们十分镇定从容。我们在一块儿谈论诗歌，回忆自己喜爱的歌剧。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们谈论爱情，故意不去想我们的孩子，那是不敢想。我们微笑着，互相鼓励，就这样过了两天半……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我们互相道别、亲吻，但没流眼泪，也不觉得恐惧。显然，我多少已经习惯了死的念头，连恐惧感都没有了，也没有眼泪。只不过还有些空虚感，已经什么人都不去想了……

    我们被关在囚车里走了很久，也记不清车走了几个小时，反正我是与人生永别了……汽车停下来，我们一共是二十个人，因为被折磨得太厉害，连下车的气力都没有了。敌人把我们扔下车，就像扔口袋一样。德军指挥官命令我们爬到板棚去，他还用皮鞭抽打我们……在一个板棚跟前，站着一个女人，她还在抱着孩子喂奶。唉，您是知道的，旁边就是军犬和警备队，他们立在那儿一动不动，像柱子似的。但那个德国军官看到这个情景，就跳了过去，一把从母亲手中抢走了孩子……您知道，当时人们正在排队打水，他就把孩子摔在铁制的水龙头上。孩子的脑浆当场就流了出来，是像牛奶一样的颜色……我看到那位妈妈顿时昏倒了，我是医生，我明白，她的心碎了……

    我们每天被押着去干活，都要在城里走过，穿过熟悉的街道。有一次下囚车，正好是在一个聚集了很多人的地方，我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在叫：“妈妈，妈咪！”我抬起头：只见达莎大婶站在那边，我的小女儿从人行道上跑了过来。她们是偶然到马路上来看见我的。女儿飞快地跑着，一下子扑到我怀里来。您想想，边上就是狼狗，它们是受过专门训练、专往人身上扑的。可是这回，连一条狼狗都没有动。平时要是有谁过来，它们早就扑上来撕你的衣服了，它们就是为此而受训的。可是这回，它们全都一动不动。女儿扑到我身上来，我没有哭，只是说：“好女儿，娜塔申卡，我很快就会回家的，别哭。我明天就回家。”警备队和狼狗都站在旁边，可是谁也没碰她一下……

    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我女儿五岁就开始读祈祷文，而不是读诗歌。达莎阿姨教她必须祈祷，她就成天为爸爸妈妈祷告，保佑我们活下来。

    1944年2月13日，我被送去服法西斯的苦役，被投入英吉利海峡边上的克罗泽集中营。

    那年春天，正好是巴黎公社纪念日那天，法国人组织了越狱。我也逃了出去，参加了马基

    我还获得过一枚法国“战斗十字勋章”……

    战后我返回了家乡。我还记得踏上祖国土地第一站的情景……我们当时全都跳出了车厢，亲吻土地，把泥土捧在怀里。我记得我当时穿着一件白色长衫，我趴倒在地上亲吻着，捧起一把土贴在胸前……我当时想的是，我怎么还能和祖国分开呢？怎么还能和亲爱的土地分开呢？……

    回到了明斯克，丈夫不在家里，女儿在达莎大婶家。得知丈夫被内务部逮捕了，关在监狱里，我马上就赶过去，到了那儿才听说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我说：“你丈夫是个叛徒。”实际上我是和丈夫一起做地下工作的，一直是两人相伴，他是个勇敢而诚实的人。我知道一定有人诬告他、诽谤他、中伤他。我回答说：“不，我丈夫不可能叛变。我相信他，他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调查人员就像神经错乱似的对我说：“闭嘴，你这个法国妓女！给我闭嘴！”那时候对所有人都会产生怀疑：只要你在占领区生活过、被俘过，或者曾经被送往德国，被关过法西斯集中营。他们就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活了下来？为什么没有死？甚至连死者也会被怀疑，连牺牲者都会被怀疑。他们从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