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足地说，“就是这个才让赌城如此强盛，你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容易暗地里发财，这就是它的力量。”

    卡里说：“梅林只待一晚。我琢磨着明早跟他一起去洛杉矶挑点儿古董，还可以去见见那些好莱坞的人，跟他们谈谈他们的赌债。”

    格罗内维特长长地抽了一口哈瓦那雪茄。“好主意，”他说，“我的礼物快送完了。”他大笑起来，“你们知道我是从哪儿想到送礼物这个主意的吗？从一本1870年出版的关于赌博的书里，教育真是件伟大的事。”他叹了口气，站起身来，这是让我们离开的信号。他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礼节性地护送我们到他套房的门口。我们出门时，格罗内维特庄重地对卡里说：“祝你旅途好运。”

    到了门廊外的绿色假草坪上，我和卡里站在沙漠的月光之下。我们能看到拉斯维加斯大街上数百万的霓虹灯，沙漠暗黑的山峦在远方。

    “他知道我们要去。”我对卡里说。

    “如果他知道了，就知道了，”卡里说，“早上八点，跟我碰头吃早餐，我们早点启程。”

    第二天早上，我们从拉斯维加斯飞去了旧金山。卡里带着一个巨大的深褐色皮箱，箱子几个角都包着柔和而闪亮的黄铜，一条条黄铜框住箱子，锁板也很重。它看上去坚固得令人敬畏。“它不会爆开，”卡里说，“我们也能轻易在行李传送卡车上追踪它。”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行李箱，于是说了出来。

    “只是个我在洛杉矶买到的古董。”卡里自得地说。

    在只剩十五分钟时，我们跳上了一架日航747，卡里特意把时间算得非常精准。在长长的飞行中，我们玩着纸牌。当我们在东京降落时，我已经赢了他六千美金。卡里似乎并不介意，他拍着我的后背说：“我会在回来的飞机上赢回来的。”

    我们在机场打了辆车去酒店。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远东地区的这座绝妙之城，但它看上去只是更加破旧、空气更浑浊的纽约。它看上去似乎在比例上也更小，人们更矮，建筑更平，雾蒙蒙的城市天际线就像缩小版的纽约城那熟悉而压倒性的天际线。当我们走进城市的心脏时，我看到人们都戴着手术纱布面罩，那让他们看起来很怪诞。卡里告诉我，日本人在市中心会戴上遮阳的口罩，以防止严重污染的空气所引起的肺部感染。

    我们经过一些木制的房子和店铺，它们就像是摄影棚里的场景，和它们交织在一起的是现代摩天大楼和办公楼。街上满是人，很多都穿着西式服装，其他的——主要是女性——则穿着某种类似和服的衣服。真是个令人困惑的时尚大杂烩。

    酒店令人失望，它现代又美国化，巨大的大堂铺着巧克力色的毯子，还有非常多的黑色皮椅。穿着黑色美式西服的小个子日本男人坐在椅子里，紧紧攥着公文包。这完全可能是一家纽约的希尔顿酒店。

    “这就是东方？”我问卡里。

    卡里不耐烦地摇了摇头：“我们可以好好睡一晚，明天我会去做我的事。明晚我会向你展示真正的东京是什么样子。你会好好享受的，不用担心。”

    我们同住一个很大的套间，两个卧室。我们打开了行李箱，我注意到卡里那黄铜包裹的箱子里放的东西极少。因为飞行，我们都很疲倦，虽然才东京时间六点，我们还是上了床。

    第二天一早，我卧室的门被敲响，卡里说：“快点，是时候起床了。”窗外才刚刚破晓。

    他在套房里吃早餐，那让我失望，开始觉得自己不会看到几眼日本了。我们吃了鸡蛋、培根、咖啡和橙汁，还有些英式松饼。唯一东方的是某种薄煎饼，很巨大，比我们的煎饼要厚上两倍，更像是巨大的厚片面包，颜色也是种非常有趣而古怪的黄色。我试了一口，尝起来像鱼。

    我对卡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