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是惹上了大麻烦，大概有二十个人提供证据说他们给了他钱。巴蒂说，两个月后会在纽约召集一个陪审团起诉他。他不知道你的情况如何，但叫我来警告你，注意你的言行，如果你需要律师，他会帮你找一个。”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连他都看不见了。整个世界彻底黑暗，我觉得恶心，一波反胃差点让我吐了出来。我的椅子在往下掉。我仿佛看到了那耻辱的一幕：我被逮捕，瓦莱莉的极度震惊，她父亲的愤怒，我哥哥亚蒂的羞愧和对我的失望。我对社会的报复不再是一个开心的嬉闹。但内德尔逊正等着我说点什么。

    “上帝啊，”我说，“他们是怎么听到风声的？召集令后我们就没再干了。他们怎么会查上我们呢？”

    内德尔逊为他的行贿同行们感到内疚。“他们有些人因为被征召而非常生气，就写了匿名信给FBI，说了交钱加入六个月项目的事，他们都怪罪阿尔柯，想让他惹上麻烦。还有些人生气是因为，当他们想躲过召集令时阿尔柯完全不配合。加上阿尔柯在军营是个非常强硬的军士长，他们不喜欢那样，所以想让他惹上麻烦，也确实成功了。”

    我的大脑在急速运转。离我去赌城见卡里藏好钱已经差不多过去一年了，在此期间我又存了一万五千块。另外，我很快就要搬进长岛的新房子。一切都在最糟糕的时刻爆发。如果FBI在李将军堡跟每个人都谈了话，那他们至少会跟超过一百个我收过钱的人谈过了。他们中有多少人会承认给了我钱呢？

    “史窦夫确定将会有陪审团审弗兰克吗？”

    “肯定有，”莫雷说，“除非政府决定瞒下整件事，你知道的，把那些烂事都盖住。”

    “有那种可能吗？”我问。

    莫雷·内德尔逊摇了摇头。

    “没有，但巴蒂认为你有机会脱身。跟你打过交道的所有人都觉得你是好人，从不像阿尔柯那样漫天要价，没人想给你惹麻烦。巴蒂也在四处跟人说不要把你卷进去。”

    “帮我谢谢他。”我说。

    内德尔逊站起身，握了握我的手。“我只想再次感谢你，”他说，“如果你需要有人帮你做见证人，或需要让FBI找我谈话，我都会尽量帮忙。”

    我充满感激地握了握他的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我说，“你有可能被征召吗？”

    “不，”内德尔逊说，“我有个小儿子，记得吗，而且我妻子两个月前死了，所以我很安全。”

    我绝不会忘记他说这句话时的表情，满是耻辱和痛恨，声音中充满了苦涩的自我厌恶。他自责自己还活着，却什么也不能做，只能顺应人生给他安排的未来，照顾好他的小儿子，每天早上去上班，应一个朋友的要求来警告我，为一件我曾为他做过、他当时觉得很重要、但其实对他毫无意义的事而感激我。我说很遗憾他的妻子去世了。现在我相信他了，他的确说的真话，我为自己曾经那么想过他而觉得糟透了。也许他是故意最后才说起这个，因为多年前，当他低着头听巴蒂·史窦夫哀求我时，他肯定知道我以为他们俩都在撒谎。这是个小小的报复，而他非常乐意这么做。

    我惶恐不安地等了一个礼拜，刽子手才终于到来。那是个周一，我惊讶地看到少校一大清早就走进了办公室——对他而言很早——那可是周一。他走进私人办公室前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十点整，两个男人走进来找少校，我立即知道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几乎就跟文学作品描述的和电影里扮演的一模一样，穿着保守的西装，打着领带，戴着显示他们坏脾气的软呢帽。年长的那个大约四十五岁，线条分明的脸上带着冷淡。另一个就有点不太协调，他年轻得多，是那种非运动员式的瘦高体型，厚厚的保守西装下是一副非常瘦削的骨架。他的脸稚气未脱，但有种好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