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到，因为我对我的工作和周遭环境完全不感兴趣。

    弗兰克·阿尔柯比我年长，结了婚，有两个孩子。我们的公务员等级一样，大家各自工作，他有他的小队，我有我的。我们赚一样的钱，大概每周一百美金。但他是自己预备役小队的军士长，所以每年多赚一千块。尽管如此，他却开着一辆新别克来上班，它停在附近一个停车场里，那里每天要花三块钱停车费。他下注赌所有的球类运动：橄榄球、篮球和棒球，我知道那要花多少钱，所以很好奇他到底是从哪里搞来那么多钱的。我开玩笑地问他，他眨了眨眼，说自己特别会挑球队。他要把庄家弄破产了。赌博是我的专长，他说的这些我很熟——所以知道那完全是胡说八道。然后有一天，他带我去第九大道一间不错的意大利餐厅吃午餐，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他一边喝咖啡一边问我：“梅林，你每个月为自己的小队招多少人？华盛顿给你几个名额？”

    “上个月是三十，”我说，“从二十五到四十不等，看我们失去了多少人。”

    “这些征召名额很值钱，”弗兰克说，“你可以好好赚上一笔。”

    我没答话，他继续。“每个月让我用你五个名额，”他说，“我每个名额给你一百块。”

    我没有动心。每月五百美元会让我的收入翻番，但我摇摇头叫他忘了这事儿。我就是这么有自尊。在我成年后的人生中，我还从未做过任何不诚实的事情，变成普通的受贿者完全是自降其格。不管怎样，我都是个艺术家，一个苦苦等待出名的伟大小说家。不诚实就意味着变成坏人，那样就会弄脏我自恋的自我形象。我妻子和孩子们在贫困的边缘挣扎也无所谓，我得晚上再打一份工才能糊口也无所谓。我是个正在诞生的英雄。但孩子们要花钱参加陆军这一点让我很不自在。

    弗兰克没有放弃。“你什么风险都不用冒，”他说，“那些名单可以伪造，没人有全部名单。你不用从那些孩子手上拿钱，也不用谈交易。那些都我来做，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征召他们，钱就从我手上转到你手上了。”

    如果他给我一百，他肯定能拿到两百。他自己征召的名额有十五个，按照两百一个人算，他一周能赚三千块。我没意识到的是，他自己不可能用掉全部名额——他队里的那些军官还有人要照顾，政治上的上级、众议员们、联邦参议员们都把孩子送过来以避免服现役。他们从弗兰克嘴边夺食，他为此很是气愤。每个月他只能卖五个名额。但每个月有一千块，还不用交税！不过，我还是拒绝了。

    人们能找出很多借口来变成骗子。我有某种自我形象，我是高尚的，永远不会撒谎或欺骗同胞，也永远不会为了钱坑蒙拐骗。我以为自己就跟我哥哥亚蒂一样。亚蒂是骨子里的诚实，他不可能变坏。他曾跟我讲过工作上所受的压力。作为联邦食品药品监督局的化学工程师，他负责检测新药，因此权力极大。他收入不错，但测试时他把许多其他检测员通过了的药品判为不合格。然后，大药厂的人找上他，告诉他他们有可以让他赚到大钱的职位，只要他能稍微通融一点，就能爬上更高的位置。亚蒂没理睬他们。最终，他否决过的一种药被他的上司批准，一年后那种药被召回并禁止再用，因为它有毒，有些病人甚至因此而死。整件事被报纸曝光，亚蒂当了一段时间的英雄，甚至还被提升到最高公务员级别。但有人告诉他，他再也别想升职了，而且永远不可能成为这一机构的领导者，因为他缺乏对这一工作政治必要性的理解。他不在乎，我为他自豪。

    我想高尚地生活，这就是我最大的问题。我很为自己的现实主义骄傲，所以并没有指望自己能做到完美，但当我做了什么差劲的事时，我并不会首肯它或自我欺骗。通常，我不会再做同样的差劲事。但我仍会对自己失望，因为人可能做出的差劲事千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