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历史，不知道父母是谁，没有叔叔，没有表亲，没有家乡。我只有一个哥哥，大我两岁。我三岁时，我哥哥亚蒂五岁，我们俩被留在纽约郊外的一间孤儿院里。我们的母亲把我们扔在那里。我完全不记得她。

    我没把这个告诉卡里、乔丹和戴安娜。这种事我从不谈起，甚至连我哥哥亚蒂也不，他是这世上跟我最亲的人。

    我从不提及它，因为听上去太可悲了，而它其实并不可悲。孤儿院不错，是个舒适又井井有条的地方，还有很好的学校体系和一位睿智的管理人。在我和亚蒂离开之前，那里对我不错。他当时十八岁，找到了一份工作，租了间公寓。我逃离孤儿院加入了他。几个月后，我离开了他，谎报年龄参加了陆军去打二战。现在，十六年后，在拉斯维加斯，我对乔丹、卡里和戴安娜讲述了那场战争和我之后的人生故事。

    战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名参加社会研究新学校的写作班。那时人人都想当作家，就像二十年后人人都想当电影制作人一样。

    在陆军里，我发现自己很难交到朋友。在学校里就容易得多。我正是在那儿遇上了我未来的妻子。除了哥哥，我没有家人，所以便花很多时间待在学校，跟朋友在食堂里待着，而不是回到格罗夫街的孤寂房间去。有趣的是，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走运，说服某个姑娘跟我同居几个星期。我交到的男性朋友都是从陆军退役后利用《退役军人法案》去上学的，我们很有共同语言。问题在于，他们感兴趣的都是文学的生命，而我不是，我想成为作家的原因只是我总能梦到一些故事，那些精彩绝伦的冒险能把我从这个世界中孤立出来。

    我发现自己比其他所有人读书都多，即便是那些在读英语博士的也一样。其实我没别的事情可做，除了赌博。我在东边第十街附近找到个下注人，便每天都赌球类比赛，橄榄球、篮球和棒球。我写了些短篇故事，正准备写一本关于战争的小说。我是在短篇故事班里遇到我妻子的。

    她是个小个子爱尔兰和苏格兰混血姑娘，胸部丰满，大大的蓝眸，对一切都非常严肃。她虽然谨慎客气，但批评其他人的故事时非常严苛。她还没有机会对我评头论足，因为我还没上交一篇短篇故事。她朗读了自己的一个作品。我很意外，因为那故事写得很好，非常风趣。是关于她那些爱尔兰酒鬼叔叔们的。

    所以，当她念完，全班都批评她套用了所有爱尔兰人都是酒鬼的刻板印象。她漂亮的脸因为受伤而变得扭曲。

    最终，她得到了解释的机会。她有着美妙的温柔嗓音，带着哭腔说：“但我是跟爱尔兰人一起长大的，他们所有人都喝酒，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她对老师说。他正巧也是爱尔兰人，叫马洛尼，是我的好朋友。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来，但那一刻他其实就是醉醺醺的。马洛尼靠进椅子里，严肃地说：“我不清楚，我自己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我们大笑起来，可怜的瓦莱莉低下头，感到迷惑不解。我帮她说了话，虽然那故事很不错，但我知道她永远也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作家。课堂上的每个人都有天赋，但只有几个有精力和渴望去走那条漫长的路，去为写作放弃他们的生命。我就是其中之一，我能感觉她不是。秘密很简单：写作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情。

    学期结束前，我终于交了一篇故事，人人都爱它。下课后瓦莱莉走过来说：“为什么我这么认真，可我写出来的一切听上去都那么好笑？而你总是开着玩笑，表现得一点也不认真，可你的故事却会让我哭泣呢？”

    她是认真的，就跟往常一样。她不是在跟我调情。所以我请她喝咖啡。她叫瓦莱莉·欧格拉蒂，她痛恨这个名字的爱尔兰味道。有时我觉得她跟我结婚只是为了摆脱欧格拉蒂这个姓。她逼我叫她瓦莱莉。我很惊讶自己花了两周多才把她哄骗上床。她可不是文化村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