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自从同培特西和奥勃朗斯基谈过话，知道对他的要求就是让妻子安宁，不要去打扰她，而妻子本人也有这样的愿望以后，他心烦意乱，六神无主，自己也不知道想做什么，一切都听从那些乐于过问他的事情的人的主意，什么样的意见他都同意。直到安娜离开他的家，英国女教师差人来问他，她该同他一起吃饭还是分开吃，他这才第一次彻底明白自己的处境，感到惊惶不安。

    在这种处境里，最使他痛苦的是，他怎么也不能把往事和现实统一起来，加以调和。使他心里难以平静的倒不是他同妻子一起度过的幸福日子。从那时的生活到发觉妻子变心，这个变化他已痛苦地经历过了。这种处境是痛苦的，但他能理解。要是妻子当时向他坦白自己的变心而离开他，他会觉得伤心，觉得不幸，但不会像现在这样陷入莫名其妙的绝境。他怎么也不能把不久前他对患病的妻子和对别人的孩子的饶恕、怜悯和爱，同他现在的处境调和起来。也就是说，他现在落得孤零零一个人，受尽屈辱嘲弄，谁也不需要他，人人都蔑视他，仿佛这一切就是他饶恕和疼爱妻子所得到的报答。

    妻子走后头两天，卡列宁照常接见来访者和秘书，出席会议，到餐厅吃饭。在这两天里，他竭力保持镇定甚至冷淡的模样，但自己也弄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回答该怎样处理安娜的东西和房间时，他拼命装出一副神情，似乎新近发生的事并不意外，也不是什么异常的事。他的目的达到了：谁也看不出他心里有丝毫的绝望。但在安娜走后第二天，当柯尔尼交给他安娜一张未付款的时装店账单，并报告说店员就在门口等着时，他吩咐叫那店员进来。

    “对不起，大人，恕我打扰您。如果您要我们直接去问夫人的话，能不能请您把她的地址告诉我们。”

    卡列宁沉思起来——店员有这样的感觉——接着突然转过身，在桌子旁坐下。他把头埋在手里，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一阵，几次想开口，但又停止了。

    柯尔尼懂得老爷的心情，请那个店员下次再来。剩下卡列宁一个人，他明白他再也不能故作镇定了。他吩咐卸下那辆等着他的马车，关照不接见任何人，自己也不下楼吃饭。

    他觉得他再也受不住普遍的轻蔑和冷酷的压力了。这种表情他在那店员的脸上，在柯尔尼的脸上，在这两天里他所遇见的一切人的脸上，都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觉得他摆脱不了人家对他的憎恶，因为这种憎恶不是由于他坏（要是这样，他可以努力变得好一些），而是由于他不幸，可耻而又可恨的不幸。他知道就是因为这一层，就是因为他心碎肠断，人家才对他这样冷酷无情。他觉得大家在毁灭他，就像群狗咬死一只受尽折磨、痛得汪汪直叫的狗那样。他知道摆脱人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伤痕掩盖起来。他勉强试了两天，但现在他觉得已经无力继续这场寡不敌众的斗争了。

    他意识到自己在悲痛中孤独无告，越发绝望。不仅在彼得堡，他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一诉衷肠，也找不到一个人不把他看作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而只是看作一个受苦受难的人那样来同情他；事实上，他在哪儿都找不到这样的人。

    卡列宁从小就是个孤儿。他还有个哥哥。父亲他们不记得了，母亲死时卡列宁才十岁。财产很少。卡列宁的叔叔是一位高官，原是先皇的宠臣。他把他们抚养长大。

    卡列宁在中学和大学全都成绩优异。大学毕业后，靠叔叔的帮助，他立刻踏上显要的仕途，从此醉心于功名。不论在中学里、大学里，还是任官职时，卡列宁都没有交上过一个知心朋友。哥哥是他最知心的人，但他在外交部任职，经常住在国外，卡列宁结婚后不久他就在国外去世了。

    卡列宁做省长的时候，安娜的姑妈，当地一位有钱的贵妇人，把她的侄女介绍给他这个就年龄来说并不年轻，但就做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