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就是为了逗他们玩；可我想到他们，知道他们这下子都给毁了。”她这样说，显然这是她三天来反复叨念的话里的一句。

    她照旧用“你”来称呼他，他感激地瞧了她一眼，挨近些想去拉她的手，却被她嫌恶地避开了。

    “我一直想着孩子们，为了拯救他们我什么都愿意干。可是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拯救他们：带他们离开他们的父亲呢，还是把他们留给放荡好色的父亲——对，就是放荡好色的父亲……好，您倒说说，出了那件……那件事以后，难道我们还能生活在一起吗？难道还有可能吗？您倒说说，难道还有可能吗？”她提高声音反复说，“在我的丈夫，我的孩子的父亲，同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师发生了关系以后……”

    “可是叫我怎么办呢？叫我怎么办呢？”他可怜巴巴地说，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的头垂得越来越低。

    “我讨厌你，我恨你！”她嚷道，火气越来越大，“您的眼泪像水一样不值钱！您从来没有爱过我；您没有良心，不知羞耻！您卑鄙，讨厌！您是个外人，是个十足的外人！”她又痛苦又憎恨地说出连她自己也觉得可怕的“外人”这两个字。

    他对她瞧了瞧。她一脸的怨气使他又害怕又惊奇。他不懂得为什么他可怜她反而使她生气。她看出了他对她只有怜悯，没有爱情。“哦，她恨我，她不会原谅我的。”他想。

    “这太可怕啦！太可怕啦！”他说。

    这时候，隔壁房间里有个孩子哭了起来，大概是摔跤了。陶丽留神倾听着，脸色顿时变得温和了。

    她稍微定了定神，似乎弄不懂她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办，接着霍地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可见她还是爱我的孩子的，”他注意到孩子哭时她脸色的变化，心里想，“她爱我的孩子，又怎么能恨我呢？”

    “陶丽，你让我再说一句吧！”他跟在她后面说。

    “您要是跟住我，我就叫仆人，叫孩子！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个无赖！我今天就走，您同您那个姘头住在这儿好了！”

    她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

    奥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用手擦擦脸，悄悄地从房间里走出去。“马特维说事情会解决的，可是怎么解决呢？我看不出有丝毫的可能。唉，真糟糕！她叫起来多么粗野呀！”他想起她的叫嚷和“无赖”、“姘头”这些字眼，自言自语道：“说不定连女仆都听到了！太粗野了，真是太粗野了。”他独自站了几秒钟，擦擦眼睛，叹了一口气，挺起胸膛，走出房间。

    这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师正在餐厅里给挂钟上发条。奥勃朗斯基想起他对这个认真的秃头钟表师开过的玩笑。他说这个德国人“为了给钟表上发条，自己一辈子都上足发条了”。他想到这个笑话，笑了。奥勃朗斯基喜欢说俏皮话。“说不定事情真的会解决的！会解决的，这话说得好！”他想，“应该这样说。”

    “马特维！”他叫道。“你同玛丽雅还是把休息室收拾收拾给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住吧。”他对走进房里来的马特维说。

    “是，老爷。”

    奥勃朗斯基穿上皮大衣，走到台阶前。

    “您不回来吃饭吗？”马特维送他到门口，问。

    “不一定。拿去开销吧，”他从皮夹子里掏出一张十卢布钞票交给马特维，“够不够？”

    “够也好，不够也好，总得凑合着过呀！”马特维说罢，砰的一声关上车门，退到台阶上。

    这时候，陶丽哄好孩子，听见马车的辘辘声，知道他走了，就回到卧室。只要她一走出卧室，一大堆家务事就会把她包围起来，因此卧室就成了她唯一的避难所。刚才她一走进育儿室，英国保姆和马特廖娜就抓住机会，向她提了几个不容耽搁而且只有她才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