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六月中旬，萨沙突然感到烦闷无聊，打算回莫斯科去了。

    “在这个城市我住不下去了，”他闷闷不乐地说，“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我一吃饭就感到恶心：厨房里脏得一塌糊涂……”

    “你再等一等，浪子，”祖母不知为什么小声劝道，“七号是婚期。”

    “我不想参加了。”

    “你说过要在我们这儿住到九月的！”

    “可是现在我不想住了。我要工作！”

    这年夏天潮湿而阴冷，树木湿漉漉的，花园里的一切看上去阴森凄凉，令人沮丧，人不由得想工作。楼上楼下的许多房间里，可以听到陌生女人的说话声，祖母房里的缝纫机响得正欢：这是在赶做嫁妆。光是皮大衣就给娜佳做了六件，其中最便宜的一件，据老奶奶讲，就值三百卢布！婚前的忙碌激怒了萨沙，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生着闷气。不过大家还是劝他留下，他也答应七月一日以前暂时不走。

    时间过得很快。圣彼得节那天下午，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和娜佳一道前往莫斯科街，想再看看那幢早已租下、准备给这对新婚夫妇居住的房子。这是一幢两层楼房，不过目前只有楼上已装修完毕。在大厅里，镶木地板油漆一新，摆着维也纳式的椅子，钢琴和小提琴斜面谱架。有一股油漆气味。墙上的金边大画框里有一幅油画：一个裸体女人，身旁有一只断把的淡紫色花瓶。

    “一幅杰作，”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尊敬地赞叹道，“这是画家希什玛切夫斯基的作品。”

    旁边是客厅，有一张圆桌子，长沙发，几把圈椅都蒙着鲜蓝色的套子。沙发上方挂着安德烈神父戴着法冠、佩着勋章的大幅照片。后来两人进了带酒柜的餐室，又去了卧室。卧室里光线暗淡，并排放着两张床，好像是人们在布置新房的时候，一定以为这里将永远美满，而不会有别的情况。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着娜佳走遍了各个房间，并且一直搂着她的腰。她却感到自己软弱，内疚，所有这些房间、床和圈椅都让她厌烦，那个裸体女人更让她恶心。此刻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她不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许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可是这话该怎么说，对谁说，为什么说，她至今弄不明白，也不可能弄明白，尽管她日日夜夜都在想着这件事……他搂着她的腰，说起话来那么亲呢、殷勤，他喜气洋洋地在自己的寓所里走来走去，而在她眼里，这一切无非是庸俗，愚蠢的、纯粹的、叫人无法忍受的庸俗，连他那只搂住她的手她也觉得又硬又冷，像铁箍似的。她时刻准备逃跑，大哭一场，从窗子中跳下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又把她领进浴室，一进去就拧开墙上的水龙头，水立即哗哗流出来。

    “怎么样？”他说时眉开眼笑了，“我吩咐人在阁楼上做一个大水箱，能存一百桶水，这样我们就能用上自来水了。”

    最后他们穿过院子，来到街上，叫了一辆马车。飞扬的尘土遮天盖地，眼看着就要下雨了。

    “你冷不冷？”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问道，尘土吹得他眯起了眼睛。

    她不作声。

    “昨天萨沙，你记得吧，责备我什么事也不做，”他沉默片刻，又说，“真的，他说得对！对极了！我的确什么事都不做，也不会做。我亲爱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当我一想到有朝一日额头上压上帽徽要去做事，心里就反感呢？为什么当我看到律师、拉丁文教员或者市参议会委员，我就那么不自在呢？哦，俄罗斯母亲啊，你的身上还背负着多少游手好闲、无用的人！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压在你身上，苦难深重的母亲啊！”

    他对他的无所事事作了概括，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等结了婚，”他继续道，“我们一块儿到乡下去，亲爱的，我们在那里工作！我们买一块不大的地，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