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重回中央。景德四年（1007年）二月戊寅，刑部尚书知陕州的寇准来朝，宋真宗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然而这一次的好运与寇准擦肩而过，他在京城逗留了十余日，最后没有结果，只好还任了。想必有人在宋真宗耳边说了坏话，致使寇准的希望瞬间破灭。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了官场的规矩：人缘差，混不开。寇准刚愎自用的性格使得他的人品差到君子与小人皆忌的地步，关键时刻副作用出现了。说到底是寇准不会“治下”，当他身居高位时不清楚如何处理与下属的关系。《罗织经·固荣》云：“荣所众羡，亦引众怨。示上以足，示下以惠，怨自削减。”当一个人受领导重视之际，势必引来众人的怨恨，这就需要给下属以宽慰，最佳方法即施以恩惠，怨恨自然而然会有所减少。可是寇准在相位上这么做的时候并不多，反而霍霍磨刀四处树敌，所以这一次吃亏了。宋真宗本想用寇准，不清楚谁说了坏话，此事泡汤。

    寇准失意地离开京城回到任上，经过反思，开始为自己重回中央执政努力，六个字——抓政绩、拍马屁。寇准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行政特长，在地方上加强治安，给皇帝一份满意的答卷，并从请封禅。宋真宗受到王钦若、丁谓等人撺掇，大搞祥瑞迷信活动。寇准厚脸皮恳请陪皇帝封禅，准奏，从封泰山。寇准这次工作效果不错，封禅结束后迁户部尚书、知天雄军。在地方工作期间寇准干出了一番政绩，当地路不拾遗，地方治安效果良好，到了“狱空”的程度，寇准得以重回中央。宋真宗幸亳州时，他作为东京留守看家，这是一个良好的信号，预示着寇准将重新登堂入室。果然半年后，寇准擢为枢密使、同平章事。

    寇准经过了七八年的努力重回中央执政，这一次他能够再度进入决策层，主要在于宰相王旦的推荐。王旦与寇准是同年，同一届的科举进士。官场朋党网络组成为同窗、同事、同乡、同年、师生、干亲、幕僚等，北宋中期儒学复兴后又出现了书院、学术等组织关系。除了水火不容的个人恩怨外，但凡同年之间便会相互提携。

    王旦，山东人，御史中丞赵昌言女婿，为人厚道，善于知人，死后谥“文正”。谥号这个东西古已有之，即是帝王将相死后由官方根据此人一生行为给予的盖棺论定、褒贬善恶的一种称号，到了宋代，文臣死后特别希望朝廷能颁发谥号。中国历史上谥号有着严格的谥法，不是随便加号的。谥法大致分为四种：上谥，如“文、康、平”，表示有经天纬地之才或道德博厚等；中谥，如“怀、愍”，表示忧国忧民等；下谥，如“厉、炀、幽、灵、荒”等，但凡谥号出现这些字眼时都不是什么好谥号，譬如周厉王、隋炀帝等。谥号中以“文”字辈最高，“文”又分为很多级别，诸如“文成、文靖、文献、文贞”。“文正”代表着官员的最高殊荣，所以统治阶级轻易不给官员颁发这个谥号。宋代有一百四十多名官员谥号为“文”字级别，其中谥“文正”者仅九人（包括改谥）：李昉、王旦、范仲淹、司马光、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元朝三人：吴澄、耶律楚材、许衡。明朝五人：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孙承宗、倪元璐。清朝八人：汤斌、刘统勋、朱、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王旦举荐了寇准，寇准非但没有感激，反而时不时地找碴儿，还想像当年那样大权独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寇准依旧我行我素，完全忘却了七八年地方流浪的心路历程，采取了与王旦不合作的态度，这就注定了他在中央待不长。《罗织经·控权》有云：“权者，人莫离也。取之非易，守之尤艰；智不足弗得，谋有失竟患，死生事也。”意思是说权力是官员不可或缺的。获得权力不易，想保住权力更加困难。没点儿智商的不能得到权力，智商不够的不能长久掌权，甚至会带来灾祸，这是关乎到生死的大事，是以不可不察也。很明显寇准行事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