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进入执政集团时，宋太宗曾对宰相吕蒙正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寇准临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尽心。朕尝谕之以协心同德事。皆从长而行，则上下鲜不济矣。”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寇准虽然年纪小，但临事明敏，今天你们同朝为官要同心同德，暗示吕宰相接下来的工作要以寇准为中心。吕蒙正听出了弦外音，惹不起，躲得起，当即辞职由吕端接任。其时执政阶层内有吕端、张洎、李昌龄、寇准，论年龄论资历寇准最小，然而论声望和与皇帝的关系，没有人能超过他。

    晚年的宋太宗似乎找到了工作上的一个精神支柱，对寇准几乎言听计从，直接表现在立储这件事上。宋真宗赵恒为第三子，初封为韩王、襄王。他最初不是皇位继承人，皇室内部经过激烈斗争最后才属意他。寇准从青州回来，宋太宗见面就问：“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哪个孩子可以继承皇位？寇准打了一圈太极，宋太宗明白了，屏退左右，问道：襄王如何？寇准委婉地回答说，知子莫如父。实际上寇准赞同了领导的提案，于是改襄王为寿王，立为皇储。

    寇准被信任竟然到了这等程度上，试想哪个不要命的敢跟他作对？当时三位跑龙套的宰相完全成了陪衬，笼罩在寇准光芒四射的阴影里。吕端聪明，假装糊涂，什么事均由寇准拿主意。张洎为南唐旧臣，见识过寇准的锋芒，与小寇关系整得挺热乎，经过寇准举荐当上了参知政事，唯其是从。另一位宰相李昌龄年纪也大了，没什么锐意进取之心，面对寇准只好唯唯诺诺。寇准这种强势性格，在晚年的太宗朝非常吃得开，同时也为下一任真宗朝的仕途埋下了隐患。

    寇准身上有着诸多性格缺陷，他本人虽然生活腐化，然而大方向原则性极强，晋升官员从不考虑其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完全凭着他对官员能力的判断，清廉正直的晋升，龌龊无能的抑制。帝国有如此宰相，社稷之幸甚。人事升迁不考虑官员资历，全凭喜恶判断，这就造成了不公平，势必要影响到官场利益的平衡。

    至道二年（996年），南郊祭祀，官员皆升迁进秩。彭惟节的官位一向在冯拯之下，在这次晋升过程中寇准把彭惟节的官位调到了冯拯之上，导致冯拯不满。冯拯也不是普通对手，他父亲曾是宰相赵普府上的大管家。可以说冯拯从小在相府长大，耳濡目染了赵普的一些手段。赵普闲着没事儿经常与小冯拯下棋，吓得老冯不知所措，赵普就说这孩子将来是贵人，“此子他日必官至我位”（《东轩笔录》）。冯拯与寇准原本有些过节，再这么一搞，忍无可忍的冯拯告了御状，向大领导揭发寇准在下面弄权。太宗大怒，帝国的规矩你怎么能说改就改呢？朝廷的郊赐本来就是收买人心的，不是给某人利用它整治政敌的。宋太宗召吕端问怎么回事儿，吕端说：“准性刚自任，臣等不欲数争，虑伤国体。”足见老好人吕端对寇准意见很大，一方面推诿责任，另一方面道出了寇准刚愎自用的行政风格。宋太宗以冯拯事件问对，寇准自辩，坚持说与吕端等宰相商议过后下的命令，当时跟领导叫板，若不信把宰执们叫过来当场对证。宋太宗说当廷辩，有失政体。寇准倔强无匹，咬屎橛子给麻花不换的主儿，一条道走到黑。在宋太宗看来这不算什么大事儿，就要寇准一个态度而已。本来你擅自改动朝廷集体晋升的规矩已经不对了，现在又这么猖獗，低头认个错说句软话你能死啊？寇准这种钻牛角尖的极端行为打破了官场的平衡，即使宰相专权也要在皇权的默许之下，与皇帝利益保持一致，而非与皇权形成对抗。寇准不依不饶，拿出当年扯龙袍的战斗力，将中书案卷记录给皇上看，非得辩个昏天暗地。这回皇上终于怒了，斥道：“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领导虽然信任你，但你的作为是要有节制的，切忌打破官场平衡。皇上都给你一个台阶下了，你怎么就不能给皇上个面子，有点儿给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