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已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是，构建真正的和平面临两个客观事实的挑战。一是国家获取利益的手段是客观存在的。由于政治的核心是取得权力和权益，无论强权的扩张，还是主权的维护，均离不开手段的运用。二是人类的自私本性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和平，由于人类对权力和利益的贪欲不会消失，所以还会继续有权力和利益的斗争存在。因此，国家间的角逐、对抗、冲突，包括战争也就不可能完全避免。在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情况下，中国要和平发展就必须要研究探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角逐竞争方式。这就必须要突破由战争研究战略、由战争研究和平的思维模式，转变为由和平研究战略、由和平研究构建真正和平的思维方式。因为当今时代已不是“革命与战争”年代，而是“和平与发展”年代，研究战争战略是“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主要产物，不完全适应“和平与发展”年代的现实，至此，战略研究和国家角逐方式的研究必须转变为由和平研究战略、由和平研究构建真正和平的思维方式。这一转变不仅是战略研究方法的转变，而且是为了寻求新时代战略理性的新思维，主要目的是探求“和平与发展”年代国家间角逐竞争方式和中国如何应对国际上的各种挑战，避免发生战争，进而通过和平角逐竞争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崛起。

    人类智慧的核心是思维。今日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军事力的竞争，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竞争，说到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论思维能力的竞争。战略思维能力关系着国家的兴衰荣辱，维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对此，我们必须站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给予充分的认识。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而其前提则是科学思维。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如果没有科学的战略思维和掌握科学的战略思维方法，科学决策也就无从谈起。当前世界主要大国受两种战略思维所支配。一种是以日益明显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为基础，逐步实现政治管理的一体化。突出的事例是，持续冲突了几千年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成立了共同体，实现了统一。它引发了世界许多地区建立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强烈呼声，人们看到了世界由地区大同走向全球大同的曙光，这是通往世界持久和平的途径。另一种是，大国霸权战略思维的存在，依然延续着几千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支配下的传统战略思维。这种传统战略思维在20世纪下半叶曾以美苏争霸世界的冷战思维为表现形式。历史证明：这种传统战略思维在不断地破坏人类和平，引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只是愿望，要靠斗争来赢得。这种斗争可能是和平的角逐，也可能是暴力的。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说：“我请大家注意，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今天，也同样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和两种前途，即：维持强权霸权的统治，阻挠和破坏国际政治秩序的民主化，维护霸权的“冷和平”状态。这是一种可能性和前途。另一种前途和另一种可能，就是中国倡导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

    2006年5月18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作家理查德·科克和英国前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合写的文章，题为《西方文明面临严酷的选择》，文末说：“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是愤世嫉俗、侵略、冷漠、新保守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另一条路是……建设一个个人通过自我完善、孜孜以求、乐观向上、理性、同情心、平等和相互认同而凝聚在一起的社会。”这句话充分说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