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布利尔·赛姆不仅仅是一位假冒诗人的侦探，实际上他是一位成为侦探的诗人。他毫不掩饰对无政府主义的憎恨，其极端的保守主义观并不是通过常规性的驯服而建立的，而是因为他在年轻时看了太多的革命者令人费解的愚蠢行为。他可敬的品格来得突然，这是对造反的反叛。他来自一个怪异的家族——所有的长辈有所有最新的观念。他的一位叔叔总是不戴帽子四处走动，而另一位叔叔曾经尝试着不着任何衣物只戴帽子四处走动，但是没有成功。他父亲培养艺术情操和自我实现；他母亲主内，培养朴素和卫生。所以这个孩子在他少不更事时，完全不了解苦艾酒和可可这两种饮品，他也不喜欢这两种饮品的益处。他母亲对他超乎清教徒的节制灌输得越多，他父亲超乎异教徒的自由就鼓吹得越多；当前者有朝一日强迫孩子接受素食主义时，后者已经为人吃人辩护了。

    自婴儿期就被各种可以想象的反抗围绕着，赛姆注定不得不反抗，所以他厌恶到只能脱离理智。可是他身上流淌了太多狂热分子的鲜血，使得他为常识而持的异议也显得不合乎情理的激烈。他对现代人的憎恨也因为一起无法无天的事故达到极致。那起爆炸事故发生时，他就在现场。爆炸发生的那一刻，他看不见、听不见，硝烟消散之后，他看见了破裂的窗户和流血的面孔。从那以后，他的行为一如往常——安安静静，彬彬有礼，相当的温和；但他的心理早已不一样。他不再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把无政府主义者看作一小撮无知愚昧和理智主义夹杂在一起的病态的群众；他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巨大而冷酷的威胁，就像一次入侵。

    他不断为报纸和人们的废纸篓里提供故事、诗歌和激烈的文章，以此告诫人们这种野蛮背弃的泛滥。不过，他不曾接近他的敌人，更糟糕的是他已难以维生。他在泰晤士河堤上来回踱步，嘴里叼着一支廉价的雪茄进入思索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即使口袋里放着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像他那么无情，或是孤独。实际上，他常常觉得政府势单力薄，已经被逼到万分危急的绝境。他像唐吉珂德一样狂热而执着地关注着这个问题。

    他曾在一个暗红色的夕阳下在河堤上散步，红色的河流反射出红色的天空，它们都映衬着他的怒火。事实上，天空很黑，而河面太红，河水似乎比它反射的落日更像猛烈的火焰。它看起来就像火焰在一个地下国家的巨大洞穴底下蜿蜒穿行。

    在那些日子里，赛姆生活很拮据。他戴一顶老式的黑色高顶礼帽，披着一件更老的黑色破旧斗篷，这两样物件的组合赋予了他狄更斯和布尔瓦·莱顿作品中早期歹徒的相貌；他黄色的胡子和头发比很久没有修整过的塞夫伦庄园的草坪更凌乱不洁，一支花了两便士买的又长又细的黑色雪茄横伸在他咬紧的牙关。总体上，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这正是他对无政府主义誓要发动一场圣战。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这河堤上，一个警察问候他“晚上好”。

    赛姆正处在对人类的病态忧虑的危急关头，这个不请自来的官员就像一个蓝色的庞然大物，它的冷淡似乎也刺痛了他。

    “你是说晚上好吗？”他严厉地说，“你们这些人总把世界的结束称为一个美好的晚上。看看那个血腥的红太阳和那条血腥的河流！我告诉你，如果那是真正的人血在流淌，你仍然会像以前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这儿，留意察看贫穷而无害的流浪汉，然后命令他走开。你们警察对穷人很残忍，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平静，我可以原谅你，甚至你的残忍。”

    “如果我们是平静的，”警察回答道，“这是有组织反抗的平静。”

    “呃？”赛姆盯着他说道。

    “战士必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保持平静。”警察继续说，“一支军队的平静就是一个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