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成百上千的同伙一样在这期间只扮演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角色，他们立即从中嗅出这是可以帮助他们逃避追捕的安全通行证的气味。这就是大部分施暴者的情况，而其中早先被投入监狱的一些同伙也因此被释放。这两项法律要再过十五年才会失效，可是在这十五年之中，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人渣就拥有了充分的时间抹掉过去的痕迹。”

    “阿根廷人民怎能任由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傲慢地问出这个问题的样子真有趣。那你们，作为美国人，你们认为你们的布什总统、迪克·切尼副总统或是国防部长代表你们执行公义，然而他们还不是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名允许伊拉克监狱的狱卒在审讯时对犯人用刑，或是建立关塔那摩监狱6吗？你们为关闭这无视《日内瓦公约》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监狱做过什么？你看，民主制度其实就是这么脆弱。所以，请不要随意评判他人。面对无所不能、全力操纵国家机器的军队体制，我们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欣慰地看到现在大部分普通人能够送孩子上学、吃饱穿暖、头顶有片瓦遮身；对于阿根廷社会的贫民阶层而言这一切需要大量的努力和牺牲。”

    “我从没有评判过任何人。”安德鲁向路易莎保证道。

    “你不是法官，记者先生，但是你的工作能为公义的贯彻做出贡献。如果你能揭开奥尔塔格面具后的真面目，如果他真是那个名叫奥尔蒂斯的人，他必将得到应有的报应。如果需要帮助，我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路易莎说着站起身，向摆在客厅最显眼处的橱柜走去。她从中取出一个装满文件的抽屉，将它放在桌子上。她用唾沫弄湿手指在文件中翻找着，最终目光停在找到的一份文件上，将它递给安德鲁。

    “这就是你要找的奥尔蒂斯，”她说道，“1977年的时候他大概四十多岁，不过对于驾驶飞机而言显然是年龄太大了，除了海岸巡逻队的飞机之外。一位前程有限的军官。根据我从国家档案馆失踪人员档案中找到的资料显示，他曾多次下令执行死亡飞行的命令。从他驾驶的飞机上，大量的年轻男女，有时候只是刚刚走出青春期的孩子，被他活生生地投入拉普拉塔河中。”

    看到照片上的军官趾高气扬的模样，安德鲁忍不住厌恶地努了一下嘴。

    “他不受ESMA的头儿马沙拉节制，但马沙拉却很可能是帮助奥尔蒂斯在之后几年内成为漏网之鱼的帮凶。奥尔蒂斯是海岸巡逻队队长赫克托·费布尔的部下，费布尔是ESMA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同时还负责包括好几间刑讯室和产房在内的四区的监管工作。说是产房，真是太高看他们了，其实那就是一个只有几平米的房间，供女囚们像动物一样生产。甚至比动物们的待遇更糟，所有快分娩的女囚头上都被套上麻布袋。费布尔还强迫她们写信给家人，请他们在她被囚期间照顾孩子。你知道之后发生的事情。现在，斯迪曼先生，请好好听我说，因为如果你真心希望我能够提供帮助的话，那你和我，我们之间必须形成一个契约。”

    安德鲁为路易莎的杯子倒满柠檬水，她拿起杯子一饮而尽。

    “很有可能由于奥尔蒂斯帮费布尔做事，所以他从费布尔那里得到支持。而这时有人将这些孩子中的一个交给了他。”

    “是很有可能，还是你确信事情就是这样的？”

    “这不重要，因为这正是我们之间契约的内容。向这些被偷走的孩子们揭露他们真正的身世，这一直是我们——五月广场母亲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等到成人之后才得知自己的父母并不是亲生父母，而且他们还是参与杀害自己亲生父母的帮凶，这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的。这一过程必然艰难而又令人心碎。我们一直在为真相有朝一日被揭露，专制受害者的真实身份得以恢复而努力，但是我们却不希望因此而毁掉无辜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