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是她：那场悲剧发生23年之后的安赫拉·维卡略。

    她像从前一样，把我当作一个远房表哥接待，明智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且十分风趣。她是那样的成熟和机敏，真难相信那是原来的安赫拉·维卡略。最使我惊愕的是她是怎样终于懂得了自己的生活的。只过了几分钟，我就发现她不像我第一眼见到时那样衰老，而是像我记忆中那么年轻了，可是跟她20岁那年被迫毫无感情地结婚时没有半点共同之处。她的母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她像对待一个难以对付的幽灵似地接待了我。她拒绝谈及往事，因而在这篇记叙文中我只是摘录了她同我母亲聊天时的片言只语，以及我记得的她的一些话。她竭力使女儿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但是女儿并没有按她的意志生活，因为她从不隐瞒自己的不幸。恰恰相反，她对所有愿意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详详尽尽地讲述一番，当然那个永远不能披露的秘密除外，即是谁、以什么方式在何时真正损害了她，因为没有人相信那件事果真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干的。

    他们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谁也没有看见过他们在一起，更不用说单独在一起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过分高傲，不会把她放在眼里。“你表妹是个傻瓜，”当不得不提到她时，他总是这样对我说。其次，正如我们当时所说的，他是一只专门捕捉小鸟的老鹰。他像父亲一样，总是只身行动，在那带山区长大的漂亮而意志薄弱的少女，没有哪一个不在他的涉猎之内。但是，在这个镇上，除了知道他同弗洛拉·米盖尔保持一种正常关系以及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曾使他丧魂落魄达14个月之久外，不知还有别的什么风流韵事。人们都说——也许这种说法最含恶意——安赫拉·维卡略为了保护她真正爱着的人，才说出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名字，因为她以为她的两个哥哥绝不敢把他怎么样。我将此文的情节安排就绪后，第二次去采访她，打算亲自从她嘴里掏出实话。可是，她继续绣着手中的花，头也不抬地推翻了我的想法。

    “表哥，你不必再拐弯抹角啦，”她对我说，“就是他。”所有其他方面的事，乃至新婚之夜的灾难，她都一五一十地讲给了我听。她说她的女友们教给她在床上把丈夫灌醉，直到使他失去知觉，要装得羞羞答答，让丈夫关上灯，为了伪装贞洁，要用红汞水染在床单上，以便次日好拿到院子里晾晒。这些专拉皮条的女人只有两件事没有考虑到：一是巴亚多·圣·罗曼坚决滴酒不进，二是安赫拉·维卡略由于自己的偏见而无法摆脱愚笨，内心仍然保持着她的贞洁。“她们说的那些事，我一件也没有做，”她对我说，“因为我越想越觉得那一切纯粹是卑劣的行为，对谁也不能那样做，何况是对那个同我结婚的苦命人呢。”她在灯光明亮的卧室里被脱去了衣服，全然不顾她的一生会毁掉。“事情很简单，”她对我说，“因为我决心死。”事实上，她毫无羞耻地讲她的不幸，是为了掩饰另一个不幸，即真正的不幸，这不幸使她痛苦万分。在她决定告诉我听之前，谁也不曾想到，自从巴亚多·圣·罗曼将她送回她家之后，他就一直留在她的生活中了。那是对她的最后一次打击。“妈妈一开始打我，我一下子就记起了他，”她对我说。拳头打在她身上她却并不觉得痛，因为她知道那是为他而挨打。当她倒在饭厅的沙发上呜咽时，还在继续思念着他，对此她自己都不禁感到惊讶。“我不是为挨打，也不是为发生的事情而哭泣，”她对我说。“而是为他而哭。”在母亲给她脸上敷上山金车花酊药布时，她仍在想着他；当听到大街上人声鼎沸，教堂钟楼的钟声齐鸣，母亲进来告诉她，最糟的事情已经过去，她可以睡觉了的时候，她就更加思念他了。

    她一直在想念着他，是真正的想念。有一次她陪母亲到里奥阿查医院去检查眼睛时，她们路过“港口”饭店，由于认识老板，便走了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