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晓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为对面街上的那家人不可能不知道。她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在家里，因为一直没有看到寝室的灯打开过。凡是有可能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人，她都要他们碰到他时提醒他。她甚至叫来给修女买牛奶的新入教的女仆把事情转告给神父阿马多尔。时过4点，她看见普拉西达·里内罗家的厨房灯亮了，于是便叫每天都来要求施舍点牛奶的乞丐婆最后一次给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捎去紧急口信。当主教的轮船鸣笛进港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起了床准备去迎接，那时只有我们很少几个人不知道维卡略兄弟在等着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其他人不但知道此事，而且连全部细节都了解。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还没有卖完牛奶，维卡略兄弟俩又回来了。他们带着另外两把屠刀，用报纸包着。其中一把是砍刀，刀面生了锈，工艺粗糙，有12英寸长，3英寸宽，那是彼得罗·维卡略以前用一把钢锯自己改制的，当时由于战争原因不能进口德国刀。另一把比较短，但是又宽又弯。预审法官在案卷上画了图案——这可能是因为他无法用文字描述——大着胆子说那把刀像小砍刀。他们就是用那两把刀作的案，两把刀都很粗笨，并且用过多年了。

    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对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他们又来磨了一次刀，”他对我说“又一次说是要去掏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五脏六腑，他们大叫大嚷，声音很高，为的是让人听见；所以，我以为他们在开玩笑，特别是因为我没有注意他们的刀，还以为是原来那两把呢。”不过，他们一进来，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就发现他们的决心不像以前那么大了。

    实际上，两兄弟之间首次产生了分歧。其实他们的谈吐举止并不相同，思想就更不同了，在困难的紧迫时刻，两个人的性格也是你我各异。从在小学念书时，他们的朋友们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巴布洛·维卡略比弟弟只大六分钟，一直到少年时代还富于想像，办事果敢。我觉得彼得罗·维卡略一向很重感情，因而也更有主意。到了20岁的时候，他们一起去登记服兵役，巴布洛·维卡略被免役，以便留下来照管家庭。彼得罗·维卡略在公安巡逻队里服役11个月。由于士兵贪生怕死，军队中章程严厉，这就培养了他发号施令的才干，养成了他替哥哥出主意的习惯。服役期满返回家园时，他身染严重的淋病，军队医院各种残忍的治疗方法、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的砷剂和高锰酸盐泻药对他都没有效果。后来被关进了监狱，才总算治愈。我们这些他的朋友，一致认为巴布洛·维卡略所以会突然对他弟弟俯首帖耳，是因为他弟弟退役时带回来了一套兵营式的作风，还随时“有求必应”地撩起衬衣让人看他左肋被子弹击中留下的伤疤。对于他弟弟把严重的淋病当作战功到处炫耀，巴布洛·维卡略甚至感到十分光彩。

    据彼得罗·维卡略本人供认，是他决定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开始哥哥只不过随着他罢了。可是，在镇长没收了他们的屠刀之后，也是他觉得那件事可以适可而止了，这时巴布洛·维卡略变成了指挥者。在预审法官面前，他们在各自的供词里谁也没有提到这一分歧。不过巴布洛·维卡略曾多次向我们证实，说服他弟弟下定最后决心实在不容易。也许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瞬间而逝的惧怕，可实情是巴布洛·维卡略一个人到屠宰场去拿了另外两把刀子，那时他的弟弟正在罗望子树下痛苦地一滴滴地撒尿。“我哥哥从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我们惟一的一次会见中，彼得罗·维卡略对我这样说，“那就像往外尿玻璃碴子一般。”巴布洛·维卡略拿着杀猪刀回来时，他还搂住大树站在那里。“他痛得浑身出冷汗，”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他想说服我，叫我一个人去，因为他已经无力杀任何人了。”他坐到一张为吃喜酒而摆在树下的木匠工作台旁，褪下了裤子。“他换纱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