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拼凑那面支离破碎的记忆的镜子的时候，我看见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正跪在吊床上面，过去，她就是在这同一张吊床上以同样的姿势注视着她的儿子的。尽管是在大白天，我却几乎认不出她来了。由于长年头痛，她在太阳穴上贴着草药的干叶，那是儿子在最后一次穿过卧室时给她的。她侧着身子，抓住床头的龙舌兰吊绳，想挣扎着坐起来，在房间的暗处，散发出一种洗礼盆的味道。这种味道在那发生凶杀案的早晨也曾经突然向我袭来。

    我刚一出现在门洞里，她就想起了圣地亚哥·纳赛尔，仿佛我就是她儿子似的。“他就在那儿，”她对我说。“穿的是一套用清水漂洗过的白亚麻布衣服，因为他的皮肤很细嫩，受不住浆过的衣服的摩擦，”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呆在吊床上，嘴里嚼着独行菜籽，直到儿子回家的幻觉在她眼前消失以后，才叹息道：“他是我的心头肉。”我在她的回忆中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在1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他度过了21周岁的生日。他身材修长，脸色苍白，长着一双和他父亲一模一样的阿拉伯人的眼睛和一头鬈发。他是一对由于利害关系而结合、没有过上一天幸福日子的夫妇的独子。不过，他和父亲在一起时似乎很幸福。三年前父亲突然死去，他继续和守寡的母亲在一起，生活得也很幸福，直到他在那个礼拜一死去。他继承了母亲的天性，但是，从父亲那里自幼就学会了使用武器、爱护马匹和训练猎鹰，他还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勇敢和谨慎的优良品德。他跟父亲讲阿拉伯语，但跟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却不讲，以免使她感到见外。他们在镇上身边从来不带武器。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他们带着训练过的猎鹰到集市去做劝募性高空飞翔表演。父亲的死，使他不得不在中学毕业后中辍学业，转而经营自己家中的牧场。圣地亚哥·纳赛尔生性快乐和善，平易可亲。

    在他即将被害的那一天，母亲看到他穿着白衣服，以为他弄错了日期。“我提醒他今天是礼拜一，”她对我说。但是他向母亲解释，他穿礼服是为了如果遇到机会，他想吻一吻主教的戒指。她对此却毫无兴趣。

    “主教不会下船的，”她对他说。“像往常一样，他为大家祝福以后就沿原路回去了。他讨厌这个镇子。”圣地亚哥·纳赛尔知道，这话是真的，但是教堂金碧辉煌的场景对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魅力。“就像是电影院，”有一次他曾对我这样说。而他母亲则相反，在主教到来这件事上，她惟一关心的只是儿子不要淋着雨，因为她听到他睡觉时打过喷嚏。她劝他带上一把雨伞，但他摆摆手向她告别，走出了房门。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

    厨娘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断言那天没有下雨，而且整个2月都没有下雨。“恰恰相反，”在厨娘去世前不久我去看她时，她告诉我说，“太阳火辣辣的，比8月份还厉害。”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厨房时，她正在宰杀三只兔子，准备午餐，几只狗喘着气围着她打转转。“他起床时没精打采的，看上去晚上没有睡好，”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毫无同情心地回忆说。她的女儿迪维娜·弗洛尔当时还是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像每个礼拜一那样，迪维娜·弗洛尔给圣地亚哥·纳赛尔端上一杯搀了一点白酒的粗咖啡，为的是帮他解脱前天夜里的疲劳。这间厨房很宽敞，炉火呼呼地燃烧着，母鸡卧在栖木上，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圣地亚哥·纳赛尔又服了一片阿司匹林，便坐下来慢吞吞地喝咖啡，他安静地思考着，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两个在炉口宰兔子的女人。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尽管年纪已不轻，还是保养得很好，而女儿却显得有点粗野，仿佛她的情欲受到了压抑。她去接空杯子时，圣地亚哥·纳赛尔抓住了她的手腕。

    “你到了该变成温顺的小羊羔的时候了，”他对她说。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向他扬了扬沾满鲜血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