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性，大部分人在运用这一概念时主要是相对“新时期文学”而言的。“新时期文学”的概念已叫了快三十年，这个时间长度几近现代文学，且当下的中国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最初命名时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若是一直沿用这个概念是不恰当的，用一个新的概念来取代它似乎是众望所归。这好比一个人，年纪小的时候可以叫他小名，当他年纪大了还叫小名，就不合时宜了。这时，提出一个新的阶段性文学命名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诚然，“新世纪文学”是否会沦为一个仅仅倚重时间的概念是学界关心的问题之一，与此前文学相比，它除了单纯的时间上的变化，有没有了本质的不同？它“新”在何处？从这个角度切入文学史，我们就会发现，与“新时期文学”相比，“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新世纪文学”的概念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它更多的是从时间出发来阐释文学的变化，而这变化主要是相对“新时期文学”而言的。

    所以，“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不是哪个人给的，是历史给的，是时间给的，是文学自身需要给的。而且，这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概念，2000年以来的五六年只是它的一个开端。“新世纪文学”的性质、特征也将在其生成过程中一步步被发现、被构造、被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文学”并不是一个只概括这几年来的文学现象的概念，它有待我们去论证，去梳理，去完善，使其更具有学理性和科学性。

    二、“新世纪文学”的生成

    将“新世纪文学”置入“现当代文学”这个大的整体，其生成过程就会显现出较为清晰的形态。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里的“当代文学”概念具有时间上的宽泛性和学理涵义上的整体性。它与“现代文学”是一种“既分又合”的关系。作为“现当代文学”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存在，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断裂，而是研究者们人为地对其进行了分割式的划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新世纪文学”的生成过程进行考察，就应该从90年代开始。尤其是1993年至1999年，中国文学是以逐渐渗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所处的历史环境、文学自身的思想内涵、审美精神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新世纪文学”的准备期，而这个准备期是可以而且应该包含在“新世纪文学”之中的。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中国社会开始在新的深度下，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此后，中国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化冲击，文学体制也发生了很大改革，作家纷纷“下海”、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纷纷走向市场，文学已经不再属于单纯的精神领域，而是逐渐地沦为一种可以经过包装贩卖的商品。这对中国文学来说，无疑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高建群等陕西作家的所谓“陕军东征”，王朔等人的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的走红，欲望话语的张扬等等都是市场化与文学结合后结出的果实，“个人化写作”更是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关这一点，我在《新世纪文学初论》一文中已经做过详尽论证，本文不再赘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对90年代的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许多人眼里的“西方”的物质和精神似乎都是一种优越的存在，于是，9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往往把发达的“西方”的现代文学当作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面镜子，而对“西方”的逐步了解却使他们得到了另一种结论，那就是对于这面镜子的失望和对于自身自信心的培养。这对于“新世纪文学”中国作家参与世界文学的信心和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也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之一，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论述。不同文化形态的显现、不同文化立场的公开对抗以及知识分子的分化是90年代文学的另一特点。这一时期的文化形态已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