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子等人婚变、自杀、出走的闱劂和悲剧里，看到了他们内心的分裂、扭曲和痛苦。以及司猗纹对家庭、对政治社会和革命群众的认同追求，《隐形伴侣》中女主人公对于真诚和正义的理想、对自我意识中的“恶”之驾驭和超越等，都深刻地展现了中国人性格中被长期遮蔽的“灰色地带”。总之，这些小说超越了政治、经济层面，对他们无论是眷恋传统文化的温情还是向往现代文化的丰富，都作了深刻的揭示。然而，在批判他们身上国民性时，它们也不乏强烈的实践性，如某些获奖作品以“问题”为对象，以实际解决为鹄的，追求反省的社会效应，不自觉地与国民性反省发生价值错位，并可能减弱反省的力度。

    第三类是“卡里斯马人物”。王一川在《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二十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一书中认为，在小说中，卡里斯马典型总是作为特殊人物出现的，是作家所建构的一种艺术虚构和语言虚拟，其共同特征是产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有神圣性、原创性和令人服膺、景仰、跟从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这样的人物在小说人物结构中一般处于结构中心，对其他人物具有仰视、威慑和驯化作用，甚至是其他人物故事的动力源泉。⑾但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卡里斯马权威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最不稳固、“非常态的”统治形式，这不仅因为它“缺少理性的稳定的组织机构和它固有的反经济性”，而且还在于领袖本人的生命局限及性格缺失。透过社会的矛盾与危机这层“面纱”，深在的人性“裂缝”与其他负面因素，使卡里斯马人物不但聚焦了历史的反省意识，而且还潜在地具备了自我批判功能。当然，这种反省与批判并不在于否定人物本身，而是为他们的精神建构寻找内在的着力点和“丰富”的杠杆。如从李高成对市委书记杨诚由冷淡、隔膜到认同，对妻子由信任到揭发，其中所经历的犹疑、焦虑、负疚、痛苦，乃至绝望的心理与精神蜕变，说明了人们要战胜自身的“惰性”是多么艰难，它不仅包括传统的文化桎梏，也包括作为“人”的恶魔性因素在内。但“人”毕竟又是理性的动物，通过辩证地“抉择”，它剥开自己的“假面”，予以“祛除”和“创化”，也使反省与批判深入“人”的隐蔽所在并有“的”放矢，其他的如梁大牙、张居正、陆承伟、小水等人的形象功能，《金牧场》中“阿勒坦·努特格”之家园和梦的象征意义，《故土》对人性本真的探寻，都亦如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