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忧患的民族，是不可能生存的；一个有了忧患却不知反思的民族，注定是不会强大的。从本质的意义上而言，文学是精神性的，但是，它若没有勇气承担时代与社会的责任，发挥针砭与批判现实功能的话，它最终将沦为政治与权力的“婢女”，失去自我的存在价值。作为中华民族的当代镜像，长篇小说也正是从“国民性”的反省与批判开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建构的。

    自从鲁迅把“国民性”引入文学创作以后，它就好像一口坩锅，不断地聚拢着众多作家丰富的文学实践，形象地诠释着“文学是人学”的深在内涵；又成为无形的网标，不断地过滤着新白话文学的价值取向和现实的实践精神。从文学与民族互生的关系来看，任一民族的现代化，正如梁启超所概括的，起点既在于从灾变(不足)中“觉醒”，但“根本”又不是“器物”与“制度”的改革，而是包括文化心理、国民素质、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等层面的国民性反省；⑹文学作为民族的“精神胎记”，既真实地触摸着民族灵魂的蛰动，又通过有效表达生成着它的现代性与独特的审美特征。从卷帙浩繁的文学史来看，新时期文学正是如此，特别是作为担当国家文学实力的长篇小说而言，更是概莫例外的。

    第一类人物是“否定者”。它与通俗的反面角色并不等同。在小说创作中，反面角色是指那些精神败坏、肉体堕落之“人”，它们是历史之“恶”的体现者。否定者则是对人类负面价值的总结，在涵括着“恶”的意义之外，还广泛地指向阻碍人类前进的所有惰性因素。有许多作家自觉地把它当作“国民性”标志来进行创作，与正面人物一样，它也寄寓着作者的思想观念和理想追求，只不过是采取否定态度，对“丑的对象”进行揭露和批判而已。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中，这类人物层出不穷。正如罗曼·罗兰曾说过阿Q是法国人一样，答里丢夫、奥勃洛摩夫、卡拉玛佐夫又何尝不是中国人呢？！新时期以来，在长篇小说中，也出现了如郑百如、王秋赦、陆希荣、王纬宇、邬中、田守诚、鹿子霖、胡秉宸、郭中姚赵多多等否定者形象。他们道德败坏、人格堕落，没有是非标准，一切以实现个人欲望为最高目的；他们善于伪装，内心阴暗，信奉假恶丑的人生准则，公开践踏人类的真善美理想；他们善于钻营权力，甚至操控着权力兴风作浪，把人性之“丑”展示得淋漓尽致。作者们通过他们，既表达了对人性痼疾的义愤、对国民性反省的焦虑、对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激切；又把他们放在种种历史情境之中进行比较与审视，凸现“痼疾”的众生相并挖掘它们的根源。具体说来，如“运动根子”王秋赦就是“一身流氓无产者的恶习”，在“文革”中，好逸恶劳、愚昧无知、狂妄无耻；王纬宇作为“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虚伪、阴险、毒辣；特别是鹿子霖，几乎就是“纵欲”的代名词，“在男女之事上”，全无礼义廉耻，“实际就是畜生”；在财欲方面，既“巧取”白孝文的土地，又“豪夺”各保的捐税；在权力方面，“官瘾比烟瘾还难戒”。⑼还有的人更愤激地认为，赵多多生性凶残、无知、粗鲁、盲动，称他为封建宗法制的爪牙要比中国农民的蜕变恰当得多；他对赵炳死心塌地、忠心耿耿，在赵炳的操纵下，以一己之“太过”维护着洼狸镇的“规矩”，他只是一个工具；他没有思想，最大的愿望不过是疯狂的家族复仇观念；流氓无产者的无道德，农民文化意识中疯狂的嫉根，卑劣的情欲和贪得无厌的本性，使人变得不成其为“人”了。他们仿佛就如一个“磁场”，涉及到了“人性”的无限，我们可以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总之，长篇小说借助“否定者”来进行国民性批判，亦是如前所述，乃中外的文学传统使然，表达了作者反省的直接性与彻底性；通过审视“否定者”的种种“丑”态，可以使我们在“净化”中警醒。但在具体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