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假日也以某种方式与工作相联”(37)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表现普通人生活的小说中，将中国式的“工作”与个人日常生活的关系，特别是解放以来的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下的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旧体制的遗留与新体制带来的冲击对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方面，展示得淋漓尽致。刘震云的《单位》、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作品。

    我们在作品中不难看到，工作中面临的等级制度、分配原则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情绪，小林在单位中因为分梨这样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差点儿把他和周围那么几个人之间的同事关系搞砸。小说通过分梨、会餐、打扫卫生、吵架、揭发等发生在单位日常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深刻地反映出没有背景和职权的普通小职员在赖以生存的工作中所处的尴尬境地。小林渴望“入党”和“提升”显然与崇高无缘，只是为了改善个人住房和工资待遇，在此现实目的之下，瞅准小事，想法设法搞好同事关系，投领导所好，争取支持的一票至关重要。在计划经济体制的事业单位，因为缺乏民主和公平竞争，以公家名义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不是遵循公正合理的评价原则，而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交往规则混为一谈：不论水平、论资历；不论才华，论背景；不论能力，论人际关系。个人的意志、能力在这样一张关系网中毫无用武之地，所谓精英知识分子最终被现实改造成普通小市民，得学会算计和钻营。中购买贮冬大白菜这个细节，深刻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配给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选择权造成的制约，家中成堆的大白菜往往来不及吃就烂掉，但是为了便宜，为了能够报销，本来已经决定坚决不卖大白菜的小林最后还是买回五百斤“爱国菜”。别说在“个体和私营经济作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成为宪法内容之前，就是在此之后，中国的个体户社会地位仍远不及像小林这样饿不死、富不了的国家单位职员高，小林的同学“小李白”曾经也是高校中才华横溢的骄子，步入现实生活后几经波折最后靠摆摊卖鸭子生活，这种凭借自己切实的劳动养活自己的人，并不被人瞧得起，当小林扯下面子帮忙去卖鸭子挣“外汇”的时候，他感觉自己这样抛头露脸地挣钱像做了“娼妓”一样。尽管因为挣到了钱，小林褪去了些“羞涩”，但他还是向领导撒了谎，他不愿意丢掉自己的“铁饭碗”。

    刘震云在小说中，还对中国社会结构中隐藏的权力对个人生活的绝对支配力量，进行了深入地挖掘。这种权力甚至不仅仅表现在单位的同事关系之中，已经深深渗入到生活的各种角落。里抄水表的老头是有权的，可以在小林面前摆架子；幼儿园的老师是有权的，决定孩子能否入托、能否玩得开心；领导的权力自然决定小林妻子的调动问题，而领导的小姨子搬了家，上班不方便，单位这才开通一班通勤车；甚至小林家的保姆，都是比小林有地位的，保姆不能吃剩菜，小林夫妇得吃。权力关系的相互制约也使得小林找到了心理的平衡，当他拿出架子帮抄水表的瘸老头解决了一个批文之后，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一台微波炉的“贿赂”，小说写道：“小林吃着白薯也很高兴。这时也得到一个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世俗的权力运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因为它在生活的每个点上都有可能发生，“个人是受制于这个权力网络的复杂制约的，不可能有真正主动或自主的存在”(38)而当公平、民主、法制的制度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的时候，这样的权力关系网必然会导致腐败的滋生蔓延。

    从印家厚对“精英梦”的难以实现心存不甘，到小林的甘做普通市民，每个人物身上都有着难以消除的卑微感，不同的是，80年代的小人物们还在为消除自己的卑微作最后的挣扎，而90年代初的小人物们已经承认了卑微，适应了卑微，不仅